明代“义务教育” 写进广州“一德路”地名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7-11-14 阅读：981 次
来源：广州日报
20世纪20年代，广州官方大举拆城建路，一德路正是在那时修成的。 一个普通的地名，藏着明代启蒙教育的特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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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起一德路，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恐怕就是鳞次栉比的海味干货档口。不过，你知道吗？这个地名的来源，可跟海味干货一点关系没有。它源自于明代中期建立的一德社学。社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为何我们说这个地名里悄悄藏着明代“义务教育”的记忆，难道义务教育不是现在才有的事物吗？嘿，你往下看就知道啦。
地理记忆
滩涂变身商业区
城墙根下建社学
今天去一德路转一转，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鳞次栉比的海味干货档口。那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味道，能让人隐隐嗅到大海的气息。
说起来，这种气息还真是延续了一德路的历史传统。我们以前说过，一千年前的珠江江面宽阔，因而被称为“小海”，珠江北岸就在今天的一德路一线。从一德路往北走一点，就是西城的南城墙，墙内有着一个商贾云集的繁华世界。到了元末，随着河沙淤积，江岸逐渐南移，今天的一德路一带成了滩涂。那时的西城，由于商贸繁荣，不说寸土寸金，地租铺租也都不便宜，心眼活泛的生意人自然盯上了这里，荒凉的滩涂就像变戏法一样，渐渐冒出一条条商业街；到了明代，用典籍里的话来说，这一带“东西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
为此，明代嘉靖年间，地方官特意沿着江岸修筑城墙，把这方圆六七里地都保护了起来，这便是明代的南城，又称新城。其实，你把它理解成明代广州的“开发区”，也不会有太大错误。
明代的广州“城南开发区”，除了商铺多、富人多，还有“一多”，那就是“编外”庙宇特别多。你没准会困惑，当时的庙宇还需要官方认证吗？当时，朝廷关于祭祀的规定可严格呢，什么庙能建，什么庙不能建，都有讲究。可“开发区”里生意人多啊，生意人看重运气，再加上广州地处岭南，天高皇帝远，祭拜各路神仙的庙宇特别多。俗话说，在当时“城南开发区”的居民眼里，多拜几个神仙，所费不多，安全感呈几何级数增长，是超级划算的事，但在饱读诗书的博学大儒眼里，这就成了迷信的象征。
1521年，广东来了个新提学使，主管一省的文化教育。此人名叫魏校，学问很大，为人又十分正直，一旦较起真来，皇亲国戚也不怕，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怕他。这位魏校大人是个狠角色，他在广州做官一年多，时间不长，“编外”的庙却拆了不少。不过，魏校深知，只拆不建，肯定要惹祸，于是，他一边拆庙，一边大建学堂，以图教化百姓。魏校在广州建了大大小小十几所社学，其中就包括在今一德路附近所建的一德社学，事实上，一德路的地名，正来源于此，个中原委，我们下文细说。
推广社学
孩童逃避上学 官府处罚爹娘
魏校在广州大建社学，以图教化百姓。那么，社学到底是什么呢？按照史界的说法，社学是古代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早在唐朝就有了，不过，直到明代才进入鼎盛时期。
城里乡下 都要开社学
说起古代小孩子读书，现代人大概只能脑补私塾先生摇头晃脑的画面，却从没听说过社学。通俗地说，私塾完全是民办的，而社学却是由官方强势推行的。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大举推广社学，要求城里乡下，凡有百姓居住的地方，都要普及基础教育。明代基层管理实行的是“里社”制，以每110户为一“里社”，里社办起来的学堂，自然就称为社学了。
朱元璋这么干，一方面是为了教化百姓，另一方面也难说一点私心都没有。用一些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可是从一个流浪的小和尚做起，经历千难万险，才当上皇帝的。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完全白手起家的皇帝还真不多，他当然害怕其他人有样学样，故而要大举办学，教化百姓，让大家忠于天子，这样他的子子孙孙才能坐稳皇位。
教化百姓 从孩童做起
私塾招生，全凭自愿；社学带着“教化百姓，从娃娃做起”的使命，故而带有强迫性质。按照明代官方的规定，不管城里乡下，凡是适龄儿童，倘若去不了私塾，就一定要进社学读书；否则，一家之主就要受罚。这还带有一点“义务教育”的色彩了。
不过，办社学的经费，还是要老百姓自己掏的。其实，不只是明朝，整个古代，官方的行政管理一般就到县一级，而且就算在县里，朝廷也只付县太爷和一小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像什么师爷呀、秘书呀之类幕僚的工资，都是要县太爷自己掏腰包付的。这一笔开支，甚至比县太爷的工资还高出不少。心眼灵活的县太爷自然有办法四处腾挪，要不怎么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呢？明代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一心照着圣贤的教导去做的读书人，当上知县就苦了。明代还真出过一些清廉的知县，去世时，遗产就只是几件旧衣服，还有一个破米缸。
富商捐资 社学不差钱
社学的经费要百姓自己掏，百姓有富有穷，不是个个掏得起啊，幸而那时宗族的势力很大，所以，族里有钱的绅商，自然会多出一部分经费，以帮助穷苦子弟入读。在明代的广州“南城开发区”，富有的绅商不在少数，为社学出点钱，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湿湿碎”，而且还可以换来官方的认可与在民间的影响力，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于是，从明代中期创办开始，一直到晚清年间，一德社学存续了几百年，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也在城墙根下延续了几百年。
社学传统
重视礼仪与家务
不让小娃死读书
古代广州“南城开发区”的城墙根下，书声琅琅几百年。那一代代的孩子们都在一德社学里学些什么呢？如果你认为他们只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可就错了。那是最初级的启蒙教材，一德社学也会用来教教娃儿们，但最受推崇的教材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编辑的《小学》。
歌谣启蒙 朗朗上口
朱熹是大儒，可也称得上是半个儿童心理学家，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让孩子们一进学校，就读《四书五经》，非把他们吓破胆不可，还是从他们喜爱韵律、喜爱童谣的心理特点出发，因材施教，比较靠谱。于是，他从《四书五经》里摘录一些重要的章句，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或口诀，让孩子们天天吟诵。后来，有很多学者还模仿朱熹，编成了《童蒙须知》《养蒙大训》《幼学实训》等启蒙教材，在社学推广。
勤于练习 洒扫应对
除了学习启蒙，社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导孩子们“习礼”。孩子们一进学堂，先要拜先生，拜的时候要恭恭敬敬，仪态优雅，谁若一边嚼着地瓜干一边拜，就要受责罚；读书之余，要学习打扫、整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仪。虽说社学使用的礼仪教科书——《童子礼》里有“冠礼”“婚礼”“祭礼”等一系列繁杂到让人头晕的礼仪规定，但它对“敬长”“尊师”“爱友”的看重，对“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大声疾呼，对家务塑造儿童性格的强调，对现代的父母与教育者，不还是颇有启迪吗？前一阵，微信朋友圈里还有人发布国外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说一个孩子长大能否有所成就的一大关键因素，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好好做家务。说是“最新研究”，其实我们的先辈早就实践了几百上千年，看一看身边无数在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学而思苦苦煎熬的孩子们，我们真有必要翻开先辈的教训，好好补一补课呢。
一德社学在古代广州“城南开发区”延续了数百年，到了晚清年间，它才日益式微。20世纪20年代，广州官方大举拆城墙、修马路，南城城墙也被“呼喇喇”推倒，墙基上修起了宽阔的马路，因为一德社学的辉煌历史，这条路就起名为“一德路”，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听了这段古，你再去一德路走走，就不仅能闻到海味干货的味道，还能隐隐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呢。（注：本文参考了《越秀史稿》《广州越秀古街巷》《童子习礼》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