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学入门百题问答（二）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0-08-24 阅读：5682 次
来源：地名笔谈
原按语：《地名学讲座》现在出台和大家见面了。这个专栏是根据广大读者、地名工作者和地名研究者的意见和要求，为了普及地名理论知识而开辟的。“地名”同人的名称和其它各种专名一样，是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人皆用的。差不多和语言出现的同时就产生了。有了文字以后，也就有了关于地名的记录、介绍和考证材料，并逐步有了专门研究地名的文章和著作；后来还逐步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地名工作十分重视。1977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以后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地名普查工作。这说明地名工作，现在已成为国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地名工作一方面为地名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地名工作也需要地名学理论的正确指导。现在我国正在进行两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对地名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了。这是本刊开辟《地名学讲座》的最主要目的。我们的设想是：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分十五至廿讲（每期刊登一讲或两讲），对地名学的一般理论知识，作一比较系统的概要介绍。本讲座准备从地名和地名学的概念和一般内容讲起，然后分别讲地名学的各有关专题及同其它学科的关系。每讲都请地名学知识见长的同志来撰写，力求理论和实际联系，反映出当前学术研究的新认识、新水平，并做到理论性、系统性和通俗性相结合。在此，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这一讲座不可能对地名学的理论讲得十分深透和完整，其见解不能说都是最终的结论或定论。对地名学研究来说，只能是起一个“入门”和“向导”的作用。大家对办好《地名学讲座》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希望随时提出来。对讲稿中阐述的观点有那些不同认识，也希望来信提出、或写成文章寄来，以便在刊物争鸣和开展学术研究，推动整个地名学的研究工作，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编者
地名是人们赋于地表某一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包括大陆、海洋、高原、平原、盆地、沙漠、沼泽、山岳、隘口、河川、湖泊、港湾、岛屿、洲礁以及国家、地区、城镇、村落、街巷、交通站、建筑物和地表其它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领域的扩大，地名命名的对象已不限于传统的地球表面，而扩大到海底和星球。英语中意为地名的词有geographical name、place name和toponym。
地名是社会的产物
人类为了识别和相互交往，而有指称地表某一地理实体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地名。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命名、演变始终都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没有航海知识的积累和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就不会有像太平洋、印度洋这些辽阔水域的名称。没有望远镜和航天工具的发明，也不会有今天越来越多的月面地名。并不是处处都有地名，只有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赋于某些地理实体以名称。地名命名的初期往往是少数人提出来的，但只有经过社会实践为社会多数人所公认，即约定俗成时，才能起到社会交际作用。地名由少数人称说到为社会广大成员所公认，要经过一定的传播和筛选过程。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尤其是行政机构的力量，可以加速这种过程。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交际，人们不喜欢那些称呼累赘、书写繁琐的地名；而要求含义健康、富于联想便于记忆、读起来上口、写起来简便，甚至要求称说雅化。例如早先通行的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为了好读、好写，当前已简化为欧洲、非洲。建国初期把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鄠县改为户县，也是为了方便社会的使用。内蒙荒僻地区有一个蒙古语地名，汉字译作“楚鲁特达巴音珠恩高吉格尔”（原意为“有石头的岭的东边的尖锥”），像这样累赘的地名很难记忆，相信随着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一定会向简化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的交通、通讯日益发达，人们涉及到的地名越来越多，记不胜记。因而由权威机构搜集、整理、出版如地名录、地名志、地名辞典等地名资料，编绘各类使用标准地名的地图，以至建立地名数据库，供各行各业快速检索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地名是历史的产物，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地名的命名通常反映了命名时代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出现以后，许多地名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地名因多种多样的原因在不断变动。有的因地方自身的兴亡而导致地名的兴废，如沧海变成良田，一批新地名产生了，而自然和人为的灾害造成村落毁灭，使旧的村名被废弃。有的由于外族入侵地名被纂改，如原为中国的庙街，帝俄根据不平等的瑷珲条约（1858年）强占以后改名为Николáевск（尼古拉耶夫斯克）。有的由于民族迁徙，新的民族语地名取代了旧地名，或迁前地区的地名被带到新迁地区里来，即所谓侨置地名。有的由于国家独立，因民族自尊而改名，如原英国殖民地的黄金海岸于1957年独立后改名加纳。有的因改朝换代统治者利用地名歌功颂德或耀武扬威而改名。或由于政区的增、裁、合并致使区划名称的变更，或名称不变但所属范围变动。有的出于对封建统治者名字的避讳而改名，如隋文帝父名忠，因避用忠字及同音字，改中丘为内丘，中江为内江。语言文字的发展及其它原因都会导致地名的变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地名虽时有变动，但是由于地名的命名被社会确认以后，仅作为地理实体的称号被人传播（尤其是口语传播）而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由于地名的这一特性，使得地名中的某些古字、古音以及反映在地名词义中的命名时代的某些自然的、社会的特征得以流传下来，为研究历史上当地的自然景观、社会背景和语言现象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地名是语言词汇
地名是一种名称。世界上有万事万物，人们为了区别它们，而给不同的事物起了不同的名称。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公孙龙指出：“夫名实谓也”，即名是实的称谓。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什么是名称？名称就是一种用以识别事物的记号，一种惹人注目的标志，我们用它来代表事物，说明事物，以便使事物能够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名称是由语词构成的，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地名作为语词既有语音又有意义，用文字书写又有了字形。地名的意义除了指称意义外，还指构成地名的各个词素的意义，即书面语场合中的字面意义。如“长江”这条地名词是指位于中国中部横贯东西的一条特定的大河，这是“长江”的指称意义。而长的河是它的字面意义。地名是专有名词，是指称特定位置上特定类型的地理实体的。因此地名的指称义又可细化为指位义和指类义。有些地名因年代久远，或已音变，或已形异，或原义湮没，或原位难考，或原类不明。语言是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分布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总是由生息在当地的居民以其语言命名的。不同民族语地名不仅在语法结构、语音、词汇等方面各具特点，而且在命名的理据上还能反映出本民族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其它文化特征。例如在汉语地名中常有以龙、凤等词命名的地名，如福建的龙岩县、湖南的凤凰县等，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同一民族语内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言差别或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矛盾，而方言中又常常较多地保留了古语成分。因此，通过地名语词的比较分析和语词分布的研究，可以帮助确定历史上的民族分布、迁徙以及古语特征。地名在不同民族语文之间的传播要经过翻译，“名从主人”是地名转译的主要原则。做好地名称谓、书写和译写的统一规范，避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一名多译的混乱现象，是地名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指称
世界上一切客观存在的物体，我们称之为实体。地名所指称的并不是一般的实体，而是指具有特定类型和特定地理位置的实体，即我们所说的地理实体。从构成地名语词的结构上，通常可分为专名和通名两部分。通名指出地理实体的类型。专名区别同类地理实体中的不同个体。例如太平洋、永定河、海南岛、长寿县等，其中洋、河、岛、县是通名，太平、永定、海南、长寿是专名。专名和通名组合起来起定位作用。中国古代有些地名用单字表示，它的指类作用通常由字的偏旁山、水（氵）、邑（阝）来反映，例如嵩指山、汾指水、郿指城。地名的指位性并不都是很明确的，像自然区域名称所指位置常常是中心部分明确，边缘部分模糊。有些词原为通名后来转化为专名，例如苏州市的州、石家庄市的庄原为通名，后来转化为专名的组成部分。有些词原为专名后来转化为通名，例如江和河，在古代前者是长江的专名，后者是黄河的专名，后来都转化为河流的通称。中国某些行政区划名称中的通名有时被省略，黑龙江省有时只称黑龙江，巫山县有时只称巫山。在通名省略的情况下，黑龙江是省名还是河名，要根据说话时的语言环境来确定。地名中的专名还常常反映了被命名的地理实体在命名时代的某些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如颜色（长白山）、形态（五指山）、气候（恒春）、方位（南海）、物产（克拉玛依，维吾尔语义为黑油）、商业（菜市口）、职业（铁匠营）以至祈求（平安堡）等等。有些特征一直保存到现在；有的虽已消失，如王府井，井已不存，但地名仍继续流传。地名还能反映区域的地理特征。如带有塬、峁等词的地名只分布在黄土区域。塬指面积较大的黄土顶面，峁指四周已被侵蚀切割的黄土孤丘。而带有涌、滘等词的地名只分布在广东水网地区。涌是小河，滘是水道分岔处。又如通过新疆地名语词和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到自治区的多民族性，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性和地区的干旱性等区域地理特征。
地名的分类
地名有不同的分类。按地名所指对象的地理属性划分，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和人文地理实体名称，前者又可分为水名（这基本上是最稳定最古老的一类地名）、山名等，后者又可分为聚落名、政区名、建筑物名等。按照所指政区的等级划分，有国名、省名、县名等。按照地名的语别划分，有汉语地名、英语地名、阿拉伯语地名等。按照地名社会交际功能划分，有标准名称、旧称、别称、自称、他称、全称、简称、雅称、俗称等。按照地名通行的时间划分，有今地名和历史地名。按照地名构词的关系划分，有原生地名和派生地名。按照地名命名的缘由划分，有描述性地名（即反映当地某一自然或人文特征的地名，如形态、色泽、音响、方位、物产等），记事性地名（即反映曾发生过的事件或以故国、部族、人物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包括两地合并各取一字的合成地名在内，如襄阳、樊城合并为襄樊市），意愿性地名（即反映人们的意志、愿望、忌讳、宗教信仰的地名）以及讹传地名等等。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形成了以地名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地名学。中国对地名的研究渊源很早，近来由于充实了许多内容，正获得新的发展。
地名的分类是地名学的重要课题。科学的分类必须依据事物的本质特征，合理的分类也可以反过来检验人们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研究地名的分类，有助于地名本质特征的认识。地名的科学分类不但对地名学的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也是现实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客观事物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特征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不同的分类。地名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有多种分类法。地名是语言里的专有名词，根据构词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纯地名（鲁、琅玡）、复合地名。复合地名中又有单层（长江、狼牙山）、多层（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之别；根据语源的不同，还可以分出方言词地名、民族语地名、外来语地名等等。作为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地名还可以分为当代地名和历史地名，全社会统一的标准地名和局部地区通行的别名、俗名，现实地名和虚构地名（火焰山、未庄）等等。地名的通名反映了地理实体的类别，根据通名的不同，又可以分出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和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前者包括平原、沙漠、山脉、河流等等；后者包括人工地物、居民点、行政区划等等。地名的构词法分类是地名学和语言学共同的研究内容；地名的历史层次分类是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共同课题；地名通名的分类则是地名学和地理学共同关心的内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地名学是多面性的边缘学科。然而地名学还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地名是地理实体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地名既不是地理实体本身，也不是和地理实体毫无关系的虚构，而是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的对立统一。研究“人们是怎样为地命名的”，这就是地名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地名学所研究的地名的分类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命名法的分类”。下文试从四种不同的命名法分析地名的类别，同时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描述性地名
在所有的地名中，常见的是描述性地名，就是描写地理实体的地理特征的地名。人们描述各种地理特征时，常见的有三种不同的着眼点，这类地名分为三个小类。
（1）表示地理位置的
有的指名地理实体的方位，例如河南、河北指的是和黄河的方位关系；山东、山西是依太行山脉定位的。带“阴”的地名表示山之北、水之南（华阴、淮阴），带“阳”的地名表示山之南、水之北（衡阳、洛阳）。各地的小村落如山前、岭后、水南、溪东、前村、后城、田心、中寨、临江、湾边等也属于方位地名。
有的标出距离和高度，北方城乡有许多十里铺、七卫营、八里庄、三里河、五里店，山区有五里坡、千里岗、百丈漈，军事地图上有八四七高地，都是因实际或夸张了的距离和高度而命名的。
有的编排一定的序列未表示相互间的方位关系，数字、天干、地支都可以用来排序列，例如四道口、五堡、东四九条、第二农场、二十八都、十六站、丙村、甲子、子午镇。
（3）说明自然资源的
象洞、鹤山、虎山、狝猴岛、鸳鸯溪是说明动物资源的；更多的是以植物资源命名，例如杉洋、杉岭、松山、松源、柘林、桂林、桐柏山、栗木、枫林等等。
地下矿藏一旦被发现之后也常常用作命名根据。台北基隆山有金瓜石、金山里，附近产黄金；铜陵、铜山产铜；铁山、铁岭藏铁。黄石西南有狮子山、象鼻山、尖山，统称铁山，多蕴藏铁矿石，附近有铁门槛、铁山塞等地名，那里是武钢的“粮仓”。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是“黑油山”，柴塔木在蒙语意为“盐泽”，也都是资源地名。闽台多有温泉，不少村落就用温泉、汤坑、汤岸、汤门、汤边等命名。
（2）记录人物族姓的
用人名作地名的有几种不同情况。福建闽侯县祥谦乡是二七烈士林祥谦的故乡，朱仙镇相传是战国时魏信陵君门客侯赢的朋友朱亥的故里，这是以人名的出生地命名；河南汝阳县杜康村相传是东周时杜康造酒处，九江有小乔巷相传是东吴水军都督周瑜夫人的住处，韩愈在潮州当过官，那里有韩江、韩山的地名，这是以人名为人物活动地命名；鼓浪屿有叔庄花园是林叔庄所建，香港有虎豹别墅是胡文虎所建，这是以所有者的名字为建筑命名；至于各处多见的中山路、中山公园，台湾常见的成功村、国姓村则反映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崇仰。
用部落、民族名称作地名的总是当地住过该族。上古时期部落名和地名常常是一致的，如夏代有鬲氏住于鬲、有穷氏住于穷（均今德州南），有莘氏住于莘、有虞氏住于虞（均今商丘北），有扈氏住于扈（今户县）。从现代的许多地名也可以看出民族的分布，如湖南有苗市、瑶岗仙，广东有瑶岭、黎母山，广西有瑶寨、苗儿山，福建有江畲、官畲。
在长期的宗法社会里，人们按姓氏聚居，许多地名便冠以姓氏，在人口密集、自然地理条件雷同的地方尤其常见。
（4）寓托一定的思想观念的
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是属于观念形态的现象。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统治思想、不同的时代观念，这在地名中常有反映。古代帝王为新置州县命名时或者选用歌功颂德的字眼，或者直接借用他们的政治思想或道德观念的概念。前者如武威、定海、安顺、宣化，后者如仁义、孝感、礼州、礼泉。建国后出现了民主、建设、红旗、光明等地名。这类地名实际上是宣传性地名。
有些地名寄托了命名者意愿（主要是思安和祈福），福建省六十七个县市名中带有“福、泰、安、宁、和、平、清、明”等字样的就占近半（31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所收地名中有太平54处，兴隆24处。
还有些寓托地名是表现人们的某种感情的。如果说宝山、顺河、美山、良村是直接表现的话，珠海、玉树、龙溪、凤山便是用比喻来表述人们对家乡的热爱。龙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美好而强大的形象，上述分省地图集龙字头地名多达二百条。蒙语的乌鲁木齐是“美丽的牧场”，白云鄂博有“富饶”之意。表现感情的地名大多数是表现喜爱心情的，表示厌恶心情的地名比较少见。
（3）派生地名
利用原生地名经过附加、并合和紧缩而仿造新地名，是为派生地名。附加式往往用于人口繁衍、聚落扩充、地名密集的地方，例如长安街——东长安街、西长安街，潮白河——潮白新河，丁家——上丁家、下丁家，中山路——中山东路——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并合式常见于行政区划的归并扩大，例如江宁、姑苏——江苏，福州、建州——福建，襄阳、樊城——襄樊。紧缩式地名则常用于群体地名、片性地名和线性地名，例如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越城岭、都庞玲、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岭，吴郡、吴兴、会稽——三吴；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北）京（天）津地区、云（南）贵（州）高原；宝（鸡）成（都）铁路。
在识别具体地名的类别时，我们应该注意几点。不能望文生义，主观定类。有的地名用字相同或相似，实际类别并不相同。例如台南的恒春，是气候地名；东北的长春就只是个意愿地名。可见，为地名定类必须调查研究。
另外，地名的类别是会变化的。
此外，一个地名不一定只用一种命名法。小兴安岭又是附加式派生地名，又是意愿地名；石家庄市又是转类地名，又是姓氏地名。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英语称作toponomastics，又称toponymy或toponomy。
地名研究源远流长，但地名学作为正式术语却是在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语言学和测绘学的发展首先在西方提出来的，并开始出版了地名学的专门著作，成立了研究地名的机构。如1864年泰勒（Isaac Taylor）的《词和地》（Words and Places），1872年埃格利（J·J·Eg1i）的《地名学》（Nomina Geographica），1903年纳格尔（J·W·Nagl）的《地名学》（Geographische Namenkunde），主要用语言学的方法论述地名的本质或地名语源的考证。美国于1890年成立了地名委员会（U.S,Board On Geographical Names），瑞典于1902年成立了地名委员（Ortnamnskommitter），英国于1919年成立了地名常设委员会（Fermanent Committe on Geographical Names），并于1923年成立了英国地名学会（English place-name Society）等等。1900—1912年齐列龙（J·Gilliéron）从语言地理学的角度编绘了《法兰西语言地图集》（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促进了地名学研究由传统的语源考证向地理学方向发展。1926年道扎（A·Dauzat）的《地名起源和发展》（Les Noms de Liex，Origien et Evolution），提出了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来探讨地名的年代层序。近年，欧美国家每年都发表大量地名学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不少发表在专名学和名称学杂志上。如比利时的《专名》（Onoma）杂志，美国的《名称》（Names）杂志，法国的《国际专名学杂志》（Revue internationale d'Onomastique）等。
苏联地名学主要在十月革命以后获得了较大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以研究地方性的地名占优势。1945—1964年为第二阶段，出版了一批综合性的地名学论著。1964年以后即现阶段形成了地名学的一些学派，出版了一批地名教学参考书。如1965年尼科诺夫（В·А·Никзонов）的《地名学导论》（Введние в топонимики）、1976年莫扎耶夫（З·М·Мурзаев）的《地名学论文集》（Очерки топонимики）等。1950年成立了“苏联常设地名译音委员会”，后改为“联合常设地名委员会”。苏联对地名译写等实用地名学问题尤为重视。
日本地名研究最早可追朔到一千年以前承平时期的《倭名类聚抄》，其中就载有当时的郡名、乡名，并着重于郡国名称的考证。二十世纪初期起还编有像吉田东伍的《大日本地名辞书》等多种大型地名辞典。四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地名研究的影响下，更多地从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种角度来探讨地名问题。其中较著名的有1936年柳田国男的《地名的研究》和1956—1957年镜味完二的《日本地名学·科学篇》和《日本地名学·地图篇》。
我国对地名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记载了极其丰富的地名资料。在二十四部正史中含地理志的有十六部，含民族传记的有二十二部，记载了大量的汉语和非汉语地名。正史中最早的一部是班固（32—92）撰写的《汉书·地理志》，其中就提到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千三百一十四个县邑、三十二个道、二百四十一个侯国，涉及到的旧名、山名、水名等共四千多个，并对部分地名的命名原因、名称演变作了说明。如该书京兆尹下的华阴县条内就载有：“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前333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前I99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
我国有大量的地方志书，如北魏郦道元（496—527）的《水经注》中，记述的地名达二万条左右，有语源解释的达二千三百多条（参见陈桥驿《论我国地名学及其发展》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1981年）。再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太平御览》、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嘉庆一统志》等都是有关地名研究的重要典籍。在这些典籍中有的还对地名命名的原则有所论述，如《谷梁传》中就有“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之说。《汉官仪》中还对秦汉时代郡名的命名归纳了六条原则：“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
在各种字书、韵书如汉代的《释名》《说文解字》、宋代的《广韵》和《增韵》中，都有不少地名用字，对字音、字义都有详细的解释。
我国还绘制有大量地图。如明代罗洪先（1504—1564）的《广舆图》，清代的《皇舆全图》（约1761年）和《钦定皇舆西域图志》（1782年），特别是清代以来的各种实测地图以及以这些实测资料为基础编成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申报馆1934年出版）等图集，都在大范围内表示了相对位置比较精确的数量可观的地名。
1763年由傅恒等人编成的《西域同文志》中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地名用满文、汉文、蒙文、藏文、特忒蒙文和回文等六种文字编成对照表，用汉字注音、释义，是一本多种文字对照的地名工具书。
李兆洛（1769—1841）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刘钧仁的《中国地名大辞典》（1930），臧励龢等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0）等地名辞书，对地名读音、所指位置、地名演变以及一地多名、同名异地等都有程度不同的解释。
我国地名学研究大致可分二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前是以地名记述和地名考证为主的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实用地名学受到了重视。新华通讯社、地图出版社曾先后制订了部分外国语地名译音表，1959年国家测绘总局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地名研究室，主要负责研究地图绘制中的外国地名和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的科学译写以及中国地名罗马字母规范拼写的问题。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先后制订了英语等六个语种的地名译音规则，并制订了蒙古语等十多种少数民族语的地名译音规则。1981年曾世英的《中国地名拼写法的研究》一书，对中国地名罗马化问题作了深入地探讨。1975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历史地名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1977年成立了国家地名管理机构——中国地名委员会，随后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地名普查，已搜集到数以百万计的地名资料。与此同时，把地名作为整体，对它们的产生、发展和分布规律的探讨和论述日益增多。目前除了在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测绘学、民族学等杂志上发表有关地名的文章以外，全国发行的专业地名杂志已有《地名知识》《内蒙古地名》和《地名丛刊》1982年起北京师范学院还开设了地名学讲座。我国地名学研究正处于综合性的研究阶段。
地名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地名本身是一个多面体。尽管研究的内容纷繁，但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基本方面。
2.地理方面。地名是语词的一部分，但又不是一般语词，而是个体地理实体的指称。地名不仅指明了特定地理实体的空问位置，反映了地理概念，而且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紧密的联系。对古地名的位置进行考证，以及利用地名推论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的原始地理景观，对研究区域开发历史和地理演变（如海岸、河道、湖泊、植被、经济等）都是地名学研究在地理方面的课题。在研究聚落起源方面，地名资料很有价值。对地方性地理通名的研究，有助于对当地特殊地理景观的认识。
地名学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错或合成一体的。地名学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研究与地名有关的语言现象和地理现象随时间的演变，它本是语言方面和地理方面的一部分。而地名学在地理方面的研究除了探讨地名与地理景观的关系外，也包括研究地名中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和空间关系的内容。
当前，地名学研究大致上有研究地名基本原理的普通地名学，包括研究地名的本质和功能、地名产生、发展和分布的普遍性规律等。有研究一定区域内地名系统和自然、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区域地名学。有研究个体地名的地名考证学。有研究地名读音、书写和译写标准化等内容的实用地名学等分科。
地名学的主要研究方法除了采用（尤其是综合的）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的方法以外，还采用地图分析法来研究地名的空间关系。用数学统计法来研究不同类型的地名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用实地调查法解决文献中的疑难问题，搜集地名的地方读音、方言词意、民间词源传说等。
地名学的学科性质目前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地名是语言现象，他们把地名学纳入专名学（Onomastics）的研究范畴。而专名学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地名是地方的指称，能帮动说明地理现象，应属地理学的分支。有些学者认为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应属历史学的分支或者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还有的学者认为地名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应属文化人类学的分支。
考虑到地名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地名，虽然地名与语言、地理、历史、民族、民俗、测绘、考古等多种学科有关，但它不是单纯地依靠某一有关学科的资料和方法就能取效的，它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法而有别于其他学科。因此我们认为地名学应是一门多种学科有关的独立的学科。
关于地名与地理的关系问题，在这里不拟从概念上讲它，而想用表现这种关系的若干事实来作一些说明，让读者在思寻的过程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样，可能自然些、具体些。以下，选择三个方面的事实来讲一讲。
不论中国或外国的地名，体现地理性的地名是大量的。世界各族人民按地理因素命名的地名最为普遍，是主要的地名命名方式之一。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具有地理性的地名存在的历史长，保存的数量多，自古以来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研究地名的由来，有的比较简单，有的相当复杂，属于由地理因素命名的地名，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类型。
（二）地形类
我国地形复杂多样，以地形命名的地名也是多种多样的。表示地形通名的用字，如山、峰、岭、岗、崮、丘、岫、陉、隰、阜、塬、坪、坝、甸、坡、岛、屿等，大量出现在地名中。
直接以山体名称作为县市地名的如：鞍山、衡山、巫山、岐山、应山、宜山、巍山、崂山、马鞍山、双鸭山、平顶山。省略山字，以山体名作为县市地名的如：峄、霍、嵩、五台、天台、桐柏、峨眉、锦屏、阳朔、缙云。
以不同地名特征作为地名的如：赤峰、横峰、鹤峰、峰峰、五指山、弓长岭、黄岗、虎丘、岫岩、井陉、曲阜、阜平、洛川塬、茨坪、平坝、凤尾坝、桦甸、宽甸，半坡、青岛、葫芦岛、琉球屿、太阳岛（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满语“Taiyon”意为“魾鱼”，即“鳊花鱼”，指该岛形状而言）。
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群众称岛为山，岛山一体。如舟山、嵊山、普陀山、一江山等。
（四）气候类
此类地名与地理方位类、地形类和傍水类地名相比，数量较少，但却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特色。例如，恒春：位于台湾省南部，受海洋的调节最冷月均温为20℃左右，最热月均温为27℃左右，具有一年恒春的特色。老风口：位于北疆准噶尔盆地西部的塔尔巴哈台山脉与准噶尔阿拉套山脉之间，地势较低，又处于东西走向的宽谷内，风力很大，最大风速可达十一级，并且刮风时间长。陆良：位于云南东部，地处滇东高原，海拔1800米以上。原名陆凉，明洪武22年（公元1389年）大将沐英统兵驻此，时六月，天阴清凉，沐英始信“深山陆月寒”之说，取名为陆凉，后雅化为陆良，这反映了陆良地处高原，“四季如春、一雨成冬”的滇东高原的气候特色。
（六）物产和资源类
研究这类地名，不仅有助于了解当地的物产资源和经济发展情况，而且对现在开辟新矿源和考虑生产布局问题都有提供线索的作用。
以植物命名的地名如：吉林的梨树、河北的枣强、吉林的榆树、陕西的榆林、四川的攀枝花、福建的松柏关、新疆的葡萄沟、延安的枣园、台湾的兰屿。
以动物命名的地名如：燕窝岛、燕子洞、鸟岛、蛇岛、蝴蝶泉、包头（蒙古语“有鹿的地方”）。
以矿产命名的地名如：金沙江、大金川、小金川、阿尔泰山（蒙古语“阿尔泰”意为金）湖南的锡矿山、安徽铜陵的铜官山、江西的铅山、辽宁的铁岭、台湾的金瓜石、四川的石棉、甘肃的石油城、青海的油泉子、河北的磁县、浙江的海盐、四川的盐源、云南的盐丰、盐兴、盐津、山西的盐湖、新疆的克拉玛依（维吾尔语“黑油”之意）、青海的茶卡（藏语“盐湖”之意）。
有些地名虽不直接反映物产资源，但从地名的含义中间接反映了当地的资源。如：湖北的大冶、河北的古冶、河南的焦作、山西五台的东冶、云南富源的老厂、新疆的玉龙喀什河（维吾尔语“玉龙”意为采取，“喀什”意为玉石)、喀拉喀什河（维吾尔语“墨玉河”之意，“喀拉”意为黑色）。
（一）证明河流改道
例如，今日汉阳位于汉水之南，不符合“水南为阴，水北为阳”的通则，这是由于汉水下游改道之故。明代成化（公元1465—1487年）初年以前，汉水入江地点在今汉阳县之南，故名汉阳。宋代四大镇之一的汉口不是现在的汉口，而是现在汉阳的南市。自成化初年汉水改道，经汉阳之北入江以后，汉阳之名依然保留下来。因此，对汉水改道的史实提供了一个方面的确凿证据。
（三）证明湖泊的形状和范围的改变
例如，绍兴鉴湖，现在象一条河，伸延百里。为什么称湖？鉴湖原是面积非常广阔（周长有三百多里）的狭长大湖。《水经注》上又叫它为“长湖”。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在湖边修筑大堤，建立排灌设备。到了宋朝，鉴湖堤岸由于豪富掠夺，湖面逐渐淤废，变成他们的庄田，从而湖面大缩。现在，还有不少地点是以过去排灌工程之名为名的。但是，这些地点距现在鉴湖之滨已有不少距离。依据这些保留地名，可以追寻古代鉴湖的轮廓。
（五）证明矿藏分布
在我国，用“宝”“冶”“矿”“铜”“铁”“锡”“铅”“坑”“窑”等字样的地名中，有些正是历史上的采矿点，有些迄今仍有矿藏可采。例如，吉林省延吉县的天宝山（产铜、铅、锌）；山东省招远县的金山（产黄铁矿）。前面已举过这方面的若干例子，此处不再多列。这些地名，反映出当地在命名时或命名前是产矿的。了解其命名特点，不仅可以为寻找矿藏提供线索，而且可以了解过去矿产的分布和历史。
（七）证明城市范围的变化
南京市的城墙建于明朝（十四世纪末叶）。除了宏伟的内城外，尚有180里长的外城（把紫金山、雨花台也包括在内）。外城是土城，迄今土城除了一些遗迹可寻外，尚有距内城很远的仙鹤门、麒麟门、上方门、尧化门等地名保留下来，从而可证明当时南京外城的范围。
（八）证明地区归属
例如，新疆的“阿克赛钦”是维吾尔语，意为“中国的白石滩”。这个地区虽然人烟稀少，却历来是联结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交通命脉。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的牧民长期以来经常在这一带放牧，印度政府把阿克赛钦地区说成是印度的领土是没有根据的。地名地理学在英语中称Toponymic geography。依据德国现代地名地理学家尼迈伊亚（G.Niemeier）的观点，地名地理学应属地名学的一个科学分支，包括在地名学之中。
在日本，有的地名学家认为：“地名地理学是一门通过弄清楚地名的地区分布、地名与当地风物的关系，以及一个地区地名的多层次状态，把人类文化发展的形迹上升为理论学科。”
地名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可有多种，两种方法是比较好的：一种是乡土地名的研究方法；另一种是大范围乃至全国性的地名研究方法。乡土地名的研究，要依靠最了解本地区地理和历史情况的人士去进行，作周详的实地调查，充分利用实测地图、古地图、当地文物和有关文字资料，密切注意当地居民的民族和语言特点，有时还须联系对照相邻地区甚至全国各地地名的情况，对乡土地名作出综合性分析。大范围乃至全国性的地名研究方法，应以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基础资料。沿海一带的地名研究，还须用大比例尺的海图。还要用到各种地名词典、语言辞典（包括方言词典）、民族学词典以及与地名有关的其他文献等辅助资料。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有实地的地名调查。这种实地调查，有的需要跑到深山孤岛或荒野密林中去。
在一定区域进行地名分类研究，是地名地理学便于取得研究效益的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时，最好是从自然或人文的某种角度选择好比较完整的典型区域，分类进行地名群的调查研究。这样，就便于取得对地名的区域性发展和结构的认识。前面举出的李宝田同志的研究方法，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例子。
根据地名分类调查的结果，可以编制一定区域的地名类型比较表；根据地区单元还可编制不同地区相比较的地名分布密度比较表；等等。通过这样的统计比较，可以看出地名区域分布的差异和某些规律，以及可能反映的该地区居民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历史性痕迹。
正如法国的语言学家齐列龙（J.Gilleron）的方言分布图孕育了语言地理学一样，精确的地名分布图却促进了地名地理学的发展。在我国，随着地名普查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的地名研究工作的推进，也必将日益明显地验证上述事实。
地名与地理的关系，至此不难看清楚了。地理学知识中不能缺少地名，表述地理事物不能不用地名。研究地名对认识一个区域的地理具有掌握基本线索的意义。由于地名的存续性很强，它常常成为历史地理学的头等资料。
以上讲的，不免有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地名的译写
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分类，专名和通名结合定位。为了分辨类别，译写时有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习惯。专名音译，原语的和译入语的读者双方都易于听懂，而且第三者也能听懂，作用较广。意译只适于译入语的读者；而且有些专名虽有明显的解释，但有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还有一些因年代久远，即使在当地也不知如何解释。所以地名专名的译写，多数从音，少数从意，这是中外古今通过长期实践形成的规律。例如在汉语中，阿尔卑斯山的主峰Mont Blanc译勃朗峰，不译白峰；美国和墨西哥交界的Rio Grande译格兰德河，不译大河。不过也有少数地名是意译的，例如英国的Cabridge和Oxford译剑桥和牛津。但是在日益增多的大量译名中，意译的现已为数不多。至于为了雅化，我国的译者曾有采用谐音的办法，把法国的Fontainbleau译作枫丹白露，最近还见过把意大利的Firenze译作翁冷翠(一般从Florence译佛罗伦萨)，虽然富有诗意，那只是个别的。但是专名的附加成分译法并不一致，有时音译，有时意译。例如New York译纽约，New Jersey译新泽西，Westminster译威斯敏斯特，Jugoslavija译南斯拉夫。通名的译写一般从义，但也有先音译再重复意译的。例如我国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其中“藏布”在藏语中意为大河；我国云南的南丁河，其中“南”字是傣语和的译音。再有一些地名，原语或国际习惯上并无通名，在汉语中往往加上通名。例如Alps和Nile分别译作阿尔卑斯山和尼罗河。这都表示在音译和意译上有分歧，即所谓约定俗成。
译音并不等于原音。音译是用各自的文字或符号，并服从各自的语音体系书写的。不同的语音体系有共同的音，有相近的音，还有相异的音。遇到相近或相异的音，只能并音或改音。用方块汉字译音时，因为汉语普通话里只有四百十几个音(区分四声，也只有约一千三百个，而外语大都是无调的），表音性能有局限性，并音或改音是不可避免的或不自觉的。例如汉语中无颤舌音，遇到非汉语中的颤舌音〔r〕，一般用边音〔l〕顶替。又如英语中有舌叶音〔ʃ〕，无舌尖音〔ʂ〕，所以我国的“上海”在英文中虽然和我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作shanghai相同，但他们说起来像“香海”的音。
如所周知，汉字存在一音多字、一字多音，以及方音异读。我们长期以来在汉语中以方块汉字作为译写外国地名的工具。由于以往没有统一的译写规范，以致各人各译、同音异译的情况相当严重。例如1897年列宁被流放的村落Шушенское Село，据统计在十本书中有过十一种译法。又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报纸上有二十个非洲国家的首都或首府的译名和当时流行的世界地图集并不一致。至于课本、书刊、报纸上译名的互异，带来教学上和出版上的困难，也是屡见不鲜的。为此有关方面由五十年代起陆续制订各种外语的译音表。译音表是依据外语中的辅音和元音跟汉字在普通话中的声母和韵母相对应的关系制订的。但同一外语出现过多种译音表，其中俄汉译音表有将近三十种之多。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人力在此基础上对各种译音表进一步作了修订，并就一批译名进行协商，取得统一。关于外国地名译写的情况，《地名知识》组织的地名学讲座中另有专文论述，本文从略。
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语的地名在汉语中也需译写。解放前用汉字译写的少数民族语地名，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而有些译者带有方音，少数民族语语言也有方音差异，两者错杂交叉，除常见的重要地名以外，译写上的分歧混乱程度，比之外国地名的汉字译写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同音异译，例如蒙古语地名中音为bayan、意为“丰富的”这一常见词，有巴彦、巴燕、坝堰、巴音、八印、白彦、白颜、白音、白银、白云、宝音等不下十余种译法。而且同名异译，例如西藏的错那(县)有过错拉、错纳、翠纳、崔纳、满撮纳、们错那、们磋纳等译法。至于现行的浪县、浪卡子县、日朗县的浪、朗两字译自藏语的〔nag〕音，显然是受了〔n〕、〔l〕两音不分的汉语方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广泛展开了实测地图工作，大量的少数民族语地名需用汉字译写。地图是全面地、系统地、方位明确地记载地名的场处，也可以说是地名的总登记处兼总颁发处。为了提高地名译写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国家测绘总局和总参谋部测绘局1962年制订了《少数民族语地名调查和翻译通则(草案)》和按语种陆续分别制订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傣语……等的地名译音规则。其中规定音译时除汉字要照普通话读音外，地名的少数民族语发音，已定标准音的照标准音，标准音未定的照书面语读音或广大地区通行的语音，从而在汉字译名上也取得了较好的规范化效果。
地名除音译和意译之外，还可以转写，西语中叫作transliteration。转写是在不同形体的拼音文字之间，或者依据形态，或者服从音位，经过分析对比，规定一种字母和另一种字母的对应关系，进行书写的一种方式。我们常见的有由斯拉夫字母转变为罗马字母，或相反的形式。严格地说转写可以准确地倒回原文。汉字是音节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可以译音，但不能倒回原文，所以起不了转写的作用。《汉语拼音方案》法定和公布后，罗马字母成为我国自己的文字符号，对采用拼音文字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既可音译，又可转写。但情况复杂，例如维吾尔文是拼音文字，它和维吾尔语是一致的，用罗马字母转写时，既可照顾音，又可反映形；蒙古文和藏文也是拼音文字，但它的书面语和口语有或多或少的出入，在音和形上有顾此失彼之势。为此，1965年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教学、出版单位的协作下，制订了《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1976年作了修订。
当少数民族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改革或创造罗马字母的文字后，如果地名中不出现新字母，这种民族文字的书写形式可以照用。例如新维吾尔文(现作标音用)乌鲁木齐拼ürümqi，可照写，或拼Urumqi，但不拼Wulumuqi；如果出现新字母，作适当调整，拼式还是相似，例如阿克苏新维吾尔文拼Aksu，其中带脚的k是新字母，改为Aksu，不拼Akesu,蒙古文和藏文的书面语和口语有或多或少的出入，对这两种语言的地名得根据情况，或者从音或者从形。例如乌兰诺尔这个地名，从蒙古文机械地字母对字母转写为Ulagan Nagur，从蒙古语音译为Ulan Nur(或区分元音的长短为UlaanNuur），现取后者，实际上从音。但音中带形，因为照汉字译名进行拼音的话，U要拼Wu,r要拼er，还要加隔音符号，整个地名要拼Wulan Nuo'er。呼和浩特拼Hohhot,不拼Huhehaote，也有同样情况。藏语地名相当复杂，例如西藏自治区的巴青(县)，如照某种转写法为Sbraqen,照书面读音为Zhaqen，口语为Baqen，从后者。大多数藏语地名都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对少数民族语地名采取的译写办法基本上是音译。它比汉字译名在表音上要准确。
严格地说，音译和转写属于两个范畴，不宜混同。西语中还有个术语叫transcription。这个术语有不同的释义，因之在不同的工作中有不同的作用。在地名工作中1972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联合国第二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技术文献所作的释义为“根据一种特定的书写系统记录一种语言的语音和/或形态成分的过程及其结果”。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所作的释义为“用语音或音位标记法把语言中的声音记录下来”。两个释义基本相同，但略有出入。后者只谈声音，未提形态；前者在语音和形态之间用了斜线，表示两可，即既可同时表示音和形，也可只表示音或形。个人的体会，前者的表示两可，是在同一语种中的两可，现在是不同语种之间的分别对待。所以地名工作中的音译转写，实际上就是西语中的transcription。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理解，有待语言学家的认可。
二、单一罗马化
国际事务中各国的地名在用罗马字母拼写时只出现一种拼写形式叫单一罗马化，西语中叫Single Romanization。单一罗马化是地名译写在特定领域里的发展。各国的文字形式多样，在国际交往中对各国的地名势难一一依照各自的文字书写。例如在国际通邮通电中，对接受者的地址目前尚难只用接受国的文字书写。至于新闻报道天天出现地名，学术交流以至有些统计中也时常出现地名。为此对各种语言的地名，除各自的书写形式之外，需有共同的书写形式，以便相互使用和理解。罗马字母今天来说几乎和阿拉伯数字一样，成为国际通用的文字符号，所以国际交往中地名的罗马化己成为时代的需要。
但是长期以来同一地名，国际间用罗马字母拼写时并不一致。即便在罗马字母国家之间彼此引用地名时，由于历史原因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法文里把英国的London（伦敦）拼作Londre,英文里把意大利的Roma（罗马）拼作Rome。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有Wien、Vienna、Vienne、Viena，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有Bruxelles、Brussels、Brussel等。至于非罗马字母国家的地名，尤其是我国的地名，长期以来在不同的罗马字母文字里有不同的拼式。例如北京有Peking、Pékin、Pekino、Pequim，上海有Shanghai、Changhai、Schanghai等。
地名拼式上的分歧带来交流上的困难。为此在国际交往中，尤其在电脑时代，各国的地名不仅要罗马化，而且要统一，即只采取一种拼写形式，也就是单一罗马化。
196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设有一个名为非罗马字母书写系统单一罗马化工作组。它的任务是寻求非罗马字母国家的地名在罗马字母文件中取得统一。同对也探讨罗马字母国家之间地名拼写上的统一。概括起来：罗马字母国家的地名以本国的拼写形式为准；非罗马字母国家如果自己有法定的或通用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它的地名拼写应以之为准；如果没有法定的或通用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它的地名可由有关方面协商制订；各国主权范围以外的地名由有关国际组织或有关国家共同商订。
我国虽然通用汉字，但自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以后，也有了国家法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依据《方案》拼写我国地名是符合上述单一罗马化要求的。以往国际交往中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我国地名，拼式多样，而以威妥玛( Wade)式较普遍，但各种拼式在表音上都和汉语语音体系有距离。1977年在雅典举行的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经过讨论，通过了我国提出的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地名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国际标准的提案。
1978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中国地名委员会上报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其中实施说明还规定蒙古、维吾尔、藏等少数民族语地名依据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拼写，各有关部门已于197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此外，联合国秘书处于1979年6月15日也决定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各种拉丁字母文种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美国内务部地名局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名常设委员会也决定于1979年改用拼音(西方国家对汉语拼音的称说)拼写中国地名。所以我国地名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已广泛使用。
用罗马字母拼写我国地名，要按词分写。不论书写还是排印，汉字一个挨一个，地名拼写得按词分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如果拼写为Zhonghuarenmingongheguo，很难阅读。但拼作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又显得松散，同样不便。所以一般分三段，拼作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上海拼Shanghai不拼Shang Hai,这是长期实践形成的。上面已经谈到地名一般分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显而易见，两者应该分写。例如黑龙江作为河名应写Heilong Jiang,作为省名则应写Heilongjiang Sheng。197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订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定了汉语地名照普通话拼写，少数民族语地名按照《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转写。关于按词分写问题，因为情况复杂，举了一些例子。1984年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对汉语部分作了修订，定名为《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举了不少例子，应作依据。
应该指出，汉语拼音字母的发音虽然大部分和国际习惯相同或相近，但个别字母和音节结构却是相异的。其中主要是字母q，其次是字母c，再则是字母x。因此有人会问，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我国地名，在发音上能否中外一致，如不一致会不会影响交往。须知不同的语言里由于语音体系不同，组成语音的音素有一部分相同，有一部分相异，拼音的结构也有同有异。同一字母或字母的组合在不同的文字或拼写法中还会有不同的读音。例如上面提到我国的城市上海，英文中的拼写形式虽然和汉语拼音相同，但读音相异。又如法国的首都Paris，法语读〔pæ＇ri〕，汉语译“巴黎”，但英语里读〔＇pæris〕，音近“派里斯”。而且如所周知，有些异语中的语音，未经专门训练的听者，不仅模拟不像，而且分辨不清。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专家们指出，接受错误的发音是换取标准书写形式的一个最小代价。因此地名的国际标准化只能是书写形式的标准化，读音上的互相出入是不可避免的。最突出的事例莫如中国和日本、朝鲜、越南用汉字书写地名时，向来是彼此照写异读。所以作为国际交往工具的单一罗马化，只求拼式相同，不求读音完全一致。正确的读音是标音地名词典的任务。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地名普查工作，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大工程，是一次重要的科学探索，填补了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为地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地名学的理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园地，为国家的“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做了一项具体的基础性的建设工作。
一、地名普查的由来
所谓地名普查就是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指示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按照统一计划、步骤和要求，对我国疆域范围内的行政区划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居民地名称、人工建筑名称、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名称、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厂）等各种地名进行社会性的调查和研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要研究解决中国地名方面的问题，就必须进行这祥的社会调查，搞清我国领土范围内的地名底数、地名的分布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这对确定我国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地名工作的方向，实现全国地名的标准化和国内地名的译写规范化，消除地名方面存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地、有地无名、有名无地、大量的重名以及地名的命名、更名和译写方面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等各种混乱现象，为我国的新闻出版、邮电交通、国防外交、经济建设、编史修志、旅游测绘以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都十分有利。这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后代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全国地名普查工作是整个地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做好地名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地名工作的先行工作，决不是地名工作的全部。有的同志认为地名普查完了地名工作就结束了，这是一种误解。地名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它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真是任重而道远。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地名工作人员多是从各有关部门调来的新手，对地名工作和全国的地名现状和它的历史了解得不多。为了扭转这种状况，适应工作的需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主席的教导为地名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少走或不走弯路。我国地名的现状决定必须进行地名普查。我国是一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地名星罗棋布，浩如烟海。旧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地名方面残存了一些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地名，也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地名，还有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如果这些地名不清除。对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对发展邻邦的友好关系，对加强兄弟民族的团结都十分不利。此外，还有大量的不标准、不规范的地名，严重地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工作。社会各部门和人民群众对这种由于地名混乱给国家“四化”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的损失和不便很有意见，迫切地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就是在这祥的情况下决定进行的。这项工作适应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各级政府、社会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和热情赞助，有力地保证了这项工作的进行。
全国地名普查工作，是由中国地名委员会统一组织进行的。整个普查工作，从一九七九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先后组织的北方十一省（市）和南方十二省（区）地名普查试点开始，历时三年多，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军事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准备，层层试点，以点带面，逐步开展起来的。这次地名普查要求将地名的标准名称、位置、地名的来历、含义和历史沿革，以及与地名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等有关情况和特征，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有关要求，进行地名标准化的处理。在地名标准化的处理中，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损我国领土主权的地名，对带有民族歧视、妨碍民族团结的地名，对其它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妥善地进行了处理。对有地无名、有名无地、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的重名和少数民族语地区的地名音译不准、用字不多等地名，也要经过调查研究，充分协商，提出命名、更名和调整的方案，按法定的审批程序进行报批。经过此次地名标准化的处理，基本上克服了地名的混乱现象。根据地名普查试点和全国各地的实践经验，我国的地名普查只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这项艰巨任务。（1）充分做好普查前的准备。主要是成立组织，选调熟悉当地地名的工作者，以及懂地理、历史、语言(尤其少数民族语地区)、测绘的工作人员，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和物质的准备，拟订出普查的计划、方案，选编好培训教材。（2）学好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和培训好普查人员。此阶段主要是召集参加普查的人员，阐明普查的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和要求，传达上级的有关文件，进行业务培训，使大家能熟练地掌握普查的各项规定。因为这是一项新工作，否则难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3）实地普查。这是地名普查的要害阶段。实地普查要根据普查地区的大小和参加人员的多少，分别组织若干个小组，以适当比例的地图作为基础资料，采取“先试点后铺开”，“走出去”、“请进来”、“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查阅史书及有关家谱、宗谱、碑文”等方法，逐一对每个地名，按照普查的项目和要求，进行深入的调查和考证，而后将经过分析鉴别的普查结果，分别标绘和填入地名图、地名表、地名卡片和重要地名的文字概况四项成果上。（4）内业资料整理和拟定地名标准化的处理方案。这是确保地名普查成果质量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内，主要是分工负责将外业实地普查的图、文、表、卡四项成果，分别进行进一步的查证和补充修改，使成果更加准确、可靠、完善。同时将需要命名、更名和调整的地名，经过多方协商研究，提出具体的标准化处理方案，报政府审批。（5）普查成果的验收。这是普查成果的把关阶段。即对每项成果，按照规定，逐一进行验收。对不合格的成果要进行补充、修改、甚至返工，直到合格为止。（6）进行普查总结。主要是对整个普查进行全面的一分为二的总结，既肯定成绩，也指出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工作提供经验。此总结要归入地名档案，以便备查。这些步骤体现了地名普查工作的特点和客观规律，实践证明它是确保普查成果质量的捷径。在全国陆地普查的后期，国家又进行了全国沿海岛礁地名的普查。这项普查从整体上来说，是全国地名普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鉴于岛礁的特殊性和工作的难度，故决定专门组织力量进行沿海岛礁地名普查。沿海岛礁的地名普查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了解海洋、研究海洋、开发海洋的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此项工作的开展，对维护国家的领海主权、加强海防建设、航海交通、渔业生产、海洋资源的开发、海底能源的利用、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广大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十分有利。现在普查工作正在沿海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地名委员会牵头，在海洋、交通、渔业、公安、科研、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团结合作地积极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地名普查是一项带开创性的探索工作，动员了数十万干部、群众、专业工作者和有关学科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对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广阔的海域的山山水水、城市和乡村等各类地名进行了较全面彻底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对数以万计的地名进行了地名标准化的处理。从这次普查的深度、广度和效果上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值得载入地名史册的大事。如果从经验上来说，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要紧紧依靠各级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这是搞好地名普查最重要的关键。要完成一项工作，成就一项事业，如果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各地的经验说明，那里的领导对地名工作重视，那里的地名工作就开展得比较好，进展得就顺利，各种矛盾也解决得快。反之，那里领导不重视，那里的问题就比较多，工作的难度就大。从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市、县领导对地名工作是重视的，集中地表现在各级领导指定一位领导干部分管地名工作，并担任地名委员会的领导，及时解决地名机构的设置、编制、经费和设备，同时还经常听取汇报，帮助解决地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也有极少数的省、地、市、县领导，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地名工作不够重视，所以那里存在的问题久拖不决，以致影响地名工作的开展和干部思想的稳定。所以要搞好地名普查工作，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领导的认识问题。 （2）深入发动群众，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这是做好地名普查的基础。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对它的重要性和它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缺乏了解，有的甚至还有抵触情绪。所以有必要利用新闻、广播、电视、报纸、各种会议和地名的生动事例进行反复的宣传，使大家对这项工作的目的、意义有所了解，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人民是地名的主人，地名普查工作实质上是群众工作，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智慧，遵重群众的意见，才能把地名普查工作搞好。
一般来说，学科之间的关系有相邻关系与相关关系两种。相邻关系指从各个侧面研究同一研究对象的各个学科，如地学系统中的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等都以地球外壳为研究对象。相关关系则指学科间的彼此为用、互相渗透的各种联系，如地理学为生物学的研究提供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生物学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有机界的研究成果，它们彼此为用、相互渗透，以致互相促进。如地名学是地理学的分支科学，它与地理学的其它分支科学就是相邻关系；而分支科学与母体科学以外的学科，如有联系，都称之为相关关系。
一些经典的地理学著作中也写进了地名学的内容，如赫特纳（Alfred Hettner, 1859-1941年）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中，其第六篇中的第三章、第四章就是专论地名学的；第七篇的第一章也有地名学内容。法国著名地理学家吕西安·加鲁瓦（Lucien Gallois,1857一1941年），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就是1908年出版的《自然区域与地名》（Régions naturelles at noms de pays）。
地名学的研究本身就是地理学的一部分。施吕特尔通过地名考证和其它史料的研究，进行景观学理论的归纳与完善；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在创建人文地理学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学的研究过程。英国学者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1905-）在《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中译本）一书中写道：“拉采尔是第一个系统地说明文化景观概念的人。他较多地称之为历史景观，因为它是人类占有的历史面貌的写本。他力主对田地、农庄、村落、市镇及道路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其分布、现有的相互联系和历史的起源。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种学家，他也从事种族、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的地理研究。他认为种族集团是互相联系的现象的地理集结，并试图找出各种分布形式的特征。在对它们进行解释时，他偏重于解释其由历史上的迁移而导致观念和现象的扩散和分裂，而不是把它们仅仅作为地球各部分类似现象的就地发展来解释。”拉采尔的这种研究是地名学研究的高级形式，但是，这不是仅仅指作为指代地理实体的语言符号的地名，正如赫特纳指出的那样，“因此，提出一个名称而没有进一步说明就没有什么价值，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地理书籍中是常有的。只有那个事物被描述或者用概念加以表征时，它的名称才有价值”。由上述事实可知，地名学是研究构成地理环境各别个体——地理实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们把地名学作为地理学的分支科学是有理由的。
学科间的渗透与联系，是普遍现象。一个与其它学科毫无关系的学科是没有的，地名学当然不能例外。地名学是一门较为特殊的学科，它由地名与其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两部分组成。目前有人把地理实体指代的语言符号的渊源、涵义、由来与演变当成地名学；也有人把地理实体的位置与地理学特性作为地名学。由于理解的不同，对于地名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问题都未能有统一认识。人们虽然认为地名学是研究地理实体及其相互关系规律的学科、是地理学的分文科学，但地名学研究是包括地名与其指代的地理实体这两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因此、地名学与其它科学的关系应基于这种认识来进行阐释。
地名学与语言学 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1899--）在《地理学性质的透视》（黎樵中译本）中写道：“这种对大小地区的个性之关注，在下述普遍事实上获得最明晰的表现。远在职业地理工作者出现以前，人类对所知道的地方给予了单独的专有名称，不仅像以后街道或房屋的号数作为位置之用，而是个性的承认。”这种专有名称便是用文字和语言表示的。
在语言学中是把地名作为地名词来进行研究的，而地名词是名词中专有名词的组成部分。通常将地名词的语种和涵义作为主要内容进行研究，如武昌这一地名词属汉语，意为“以武而昌”；呼和浩特，蒙语，意为“青色的城”；琉球群岛，汉语，意为“有如光彩四射的美玉的群岛”；莫斯科，卡巴尔达语，意为“密林”；东京，日语，意为“东方的京都”等。这种研究也称为语源地名研究，除了常见于地名学著作外，还常见于各种辞书之中。一般来说本民族语言的地名，绝大多数的涵义无须说明就已很清楚了。但地名的使用者有些广及数个民族，有些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当本民族外的其它民族接触到这一类地名时，多数虽然保留原名的读音，但其涵义却需经一番解释。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汉语为海参崴，意为“海参的港湾”；1862年帝俄用俄语改为Bладйвосток，二，念为“控制东方”。因此，语源地名的研究就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不少语言学者为此撰写文章和著作。有的甚至把地名词的语源研究，当成地名学的全部研究内容，认为地名学“首先就是语言学的学科”。其实，地名学的研究内容较之语源地名研究要广泛得多，诸如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类型、性质等，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都是语源地名并不涉及的内容。地名学与历史学 由于地理实体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个体，生产与生活的舞台，地名起源于有文字以前很久。自从有了地名之后，老地名的延续使用，新地名的不断涌现，总是相伴进行的，当今世界上的地名，是在相应历史时期里形成的。通过对地名渊源和演变的研究，可以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区等方面的情况。有时一个关键地名的史学价值，甚至和出土文物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学家以很大的兴趣和精力研究地名的演变过程，以便弄清历史事件的发生环境。地名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人们往往把地名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和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混清了。地名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相关关系，地名的演变过程是地名学与历史学共同研究的课题，地名学研究这一过程的目的是揭示地理实体的内在性质和诸地理实体间的联系；而历史学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只是作为一种有力证据，来揭示历史时期的面貌。而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都是地理学的分支科学，它们都以地理环境作为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不同的只是地名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个体的科学，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科学。由于人类早期的地理学主要是地名学，因此历史上地名学研究的正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几乎可以与历史地理学划等号。 认为地名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科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们认为地名学以地名，主要是历史地名为研究对象；即使是现代流行的地名，绝大部分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种估计虽然不无道理，但对新地名的涌现，未免估计过低。如武汉市建国后城区范围扩大了三倍，新扩地区80%是新地名，全市新老地名的比例约略相当；又如京山县，百年以上的老村庄大约占40%，百年以内的新村庄约占60%；再如湖北省区乡政府驻地约有40%是建国后新产生的农村集镇。由此可见，新涌现的如此众多的新地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不能囊括的。地名学与地图学 地名是地图上的文字表述内容，地图上的各种符号也是表示地理实体的，因此，可以说地图是用文字、符号、影像按方位、比例尺表现的地理实体分布情况；它是地名的聚合，能综合地反映地理环境的各个组成个体间的地位和关系的客观规律。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是从个体开始的，因此首先产生了地名；但地理环境的各别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其它个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表示这种关系，最好形式便是地图；为了把地图上的内容表述更清楚，于是产生了地图的文字说明，这便是最初的地理学。因此，追根溯源，很清楚地表现出地名→地图→地理这种产生过程。由此，可窥见地名学与地图学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地图上的地名一般只表现标准名称、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范围、类别。世界上的语言多种多样，就有一个译写规范化的问题。因此，不少地图学家对地名的研究偏重于语言学内的地名问题，对地名的形、音、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实际上，衡量地图的科学性，对地名来说，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范围、类别的准确与否，与指代的文学符号有同样重要意义!地名学的研究和应用方法很多，无凝使用地图进行研究和应用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一张好的地图，不仅使地名和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统一起来，而且它还直观地表现了地理实体在诸地理实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它地理实体的联系，而这些恰恰是地名学研究的本质问题。地名学与民族学 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命名原居地的地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民族的分布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经过长途的跋涉，来到新的定居地，往往将原居地的地名移植过来，成为侨置地名。通过地名的研究，可以了解民族的原居地与新的定居地的关系，有的还可以了解其迁移的过程和路线。这是民族史的重要课题。而且通过各民族语言文字命名地名的形式、特点和科学性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窥测各民族的生产水平、生活方式、文化程度，这些无疑是民族学上的重要课题。正因为如此，早在1894年，地名学家埃格利就撰写了专著：《地名中的民族精神》，专门阐述地名学与民族学的关系。赫特纳指出：“因为一个区域名称的语言归属，可用以推论民族和文化过去的分布，因此成为民族学以及民族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但是，如埃格利所说，名称的意义或核心，还具有赎予这些名称的那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的特征，例如在西班牙人所发现的美洲地区用了很多圣徒的名字。”地名学与文学艺术 由于地理实体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个体，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舞台，因此对地理实体的刻划与描写，可以说是一切文学艺术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许多文学作品，都以特定的地理实体为背景，来铺排故事，如《水浒传》的水泊梁山，《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等；有的文学作品，由于把地理实体描写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以致故事情节更加起伏跌宕，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就把瀑布飞流、洞天福地结合起来描写，使人们赞美与响往，结果使许多有瀑布与洞穴皆具的风景名胜都享有“水帘洞”的名称，贵州黄果树，湖北神农架等地皆有“水帘洞”。此类地名还可以举出很多，如赤壁、杏花村等等。文学艺术作品里，常常有许多地名的描述，是地名知识传潘的很好形式。有的文学艺术家对地名也有浓厚的兴趣，甚至还以地名自号，如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东坡，地名，在黄州城东郊，即《后赤壁赋》中所说“过黄泥之坂”的黄泥坂，亦名黄冈山，苏轼在此建雪堂，并耕种田地。后来苏东坡一名广泛流传，竟比本名还更为有名。至于用地名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名称的，为数很多，不胜枚举，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汤显祖的《牡丹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地名中，以文学艺术中的虚构地名命名，也不乏其例，如前说的“水帘洞”；有的以虚构的人物来命名地名，诸如吕仙（吕洞宾）桥、葛仙岭（葛洪）、祖师顶、老君山等，许多地方都有。有的人名地名来源于同一个艺术人物，还往往引起争论，如莫愁女，是宋玉的一首词中的艺术形象，原词为“十万作缠头，莫愁不肯留。”据说莫愁女是宋玉介绍给楚王的歌妓，由于她已有卢姓情人，而楚王又贪她的美色，她用投湖自尽来反抗楚王的强梁霸道，表明自己忠贞的爱情，这个湖后来叫莫愁湖。钟祥县城，楚时称郊郢，亦名郢中，楚王在此建有离宫——兰台，还有供楚王玩乐的阳春台、白雪楼；宋玉又是当地人，莫愁女由宋玉介绍，这是可信的；莫愁湖是钟祥县的一个湖泊，也是事实。唐宋诗人所写的莫愁湖也是指此，如胡曾诗：“古郢云开白雪楼，汉江还绕石城流；何人知道寥天月，曾将朱门送莫愁。”只因郢中镇古又名石城，故诗人们把莫愁女与石城联系起来，如元稹诗：“石城湖上美人居，花月笙歌春恨余”；李商隐诗：“若是石城无艇子，莫愁还自有愁时。”但洛阳、南京古也称石城，于是有莫愁女乃洛阳艺妓，下嫁江东卢家，住南京一个湖滨，后投湖自尽，湖遂命名为莫愁湖，这就是南京莫愁湖。总之，地名学与文学艺术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地名会因艺术描写和渲染，提高其辐射度与扩散力；文学艺术也因渗入了地名知识，提高了艺术效果。一些经典文学艺术作品，还有专门的地名注释，其内容已接近于地名著作。
此外，地名学与许多其它学科都有这种、那种关系。如生物学上分类学中，许多动植物的种属，就以地名命名，如东北虎、华南虎，东北松、云南松等；而中药材中的许多药名，也以地名命名，如(四)川芎，荆(州)芥，(西)藏红花，滇(云南)七，蕲（湖北蕲春县）蛇等等；地质学上的许多专有名词来源于地名，如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杨子地台、淮阳地盾、庐山式冰川、黄陵背斜、鞍山式铁矿等；海洋学也有来源于地名的专有名词，如墨西哥湾暖流、拉布拉多寒流、秘鲁寒流等。
地名命名中，又有许多地名以其它学科有关的名称命名。如以宗教中的神灵、圣徒、寺庙命名地名就很普遍，湖北省这类地名有200余条；国外这类地名也很多，特别是拉丁美洲和许多岛屿地名。如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Sanlose）以耶稣的继父的名字命名，南美洲最大城市、巴西圣保罗（Sāo—Paulo）则以基督的圣徒保罗命名，智利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以西班牙军队的守护神、传教士的名字命名，佛得角的圣尼古拉岛（Sāo Nicolau Saint Nichoas）是以妇女儿童的保护神，即所谓圣诞老人（Santa Claus）的名字命名。诸如此类地名不胜枚举。
地名学还与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军事学等科学有关系。总之，学科间的互相渗透与联系，是通过许多形式进行的许多学科的触角，伸人地名学；地名学的触角也伸入许多其它学科。学科间正是通过这种关系，互相促进，从而迅速发展。
地名标准化的基本概念
地名国际标准化（英文写作，Standardi zation,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name)是一项旨在通过国家标准化和(或)确定不同书写系统间相互转写的国际协议，使地球上的每个地名和太阳系其它星球上地名的书写形式获得最大限度的单一性。这是联合国第二届地名标准化会议赋予的定义，或者说是共同的理解和愿望。会议还进一步要求将标准化的当地名称用于供国际使用的地图和海图，用于不出现连续文字之中的所有国际性出版物，例如：国际时刻表、国际统计表等。凡地名出现于文字之中的某一种语言的国际性出版物者，可以使用异形地名，但要括注已经标准化的当地地名。世界上语言种类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二千多种，这些语言可分为印欧、闪—含、乌拉尔、阿尔泰、古亚细亚、汉藏、达罗毗荼、马来—波利尼西亚八大语系，每个语系又分为许多语族、语支。各国使用的文字多不相同，不少国家民族语言就有数种或数十种，而又有些国家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加拿大使用英语、法语，瑞士使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地名的拼写因此而五花八门。为此，首先各国必须做到采用统一的书写形式，使国内地名标准化。世界各国使用的文字各种各样，有的系拼音文字，有的则属于表意文字，但大多数使用拼音文字，其中又以采用罗马字母的国家居多。不少国家的地名很难为不懂该文字的人所认识，当然更谈不到准确的读音了。为了便利世界人民使用地名，统一采用一种字母的拼写形式是十分必要的。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罗马字母拼写地名作为国际标准。非罗马字母国家也要提供一种罗马字母拼写的标准化形式，称为单一罗马化。这是标准化的第二项任务。各个国家在转(译)写外国地名时，都自行制订了自己的转(译)写方法。各国自搞一套，各人各译，译写很不一致。各国均要出版外国地图和工具书，如何把外国地名按本国文字转写，如果不制订各国公认的标准的转写方案，必然就会造成混乱。为此，地名标准化的第三项任务是通过协商，制订出不同书写系统间有关国家都能接受的转(译)写方案。
目的和意义
地名是国际交往的工具或媒介，各国人民都经常使用它，对地名的书写，在各种版本的地图、文件、书刊中往往不一；即使同一国家出版的地图或地名资料，同一地名不同书写也屡见不鲜；不同国家出版的各国地图或地名资料更是书写不一，十分混乱。地名称呼不一致，一地多名、一名多写，译(转)写没有统一规范，给交通、邮电、统计等各方面的国际交往都带来极大的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都曾作过多方努力如制定地名转写方案、编辑地名录、地名辞典等，但收效并不很大，因为这些措施多半局限于某个区域或国家，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尚无地名管理机构，地名工作发展极不平衡，成为难于实现地名国际标准化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日益频繁，地名标准化就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友好交往的急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继呼吁，要求在国际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早在五十年代瑞典政府认为，目前地名的拼写极为紊乱，在不同语言文字中地名的书写形式往往不一，有时甚至没有一种形式与当地使用的地名相对应。因此，如果能拟定出一套地名国际标准书写法，并为大家所公认，不仅对制图学而且对促进使用各种语言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都是有很大意义的。荷兰政府认为，地名拼写问题所以极为重要，不仅从国际应用方面考虑，就是从统一国内各使用地名部门的书写亦是十分重要的。澳大利亚政府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是先由联合国秘书长拟定建议草案，分发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征求意见，然后召开联合国专门会议最后审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考虑了这些国家的要求，决定在国际范围内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以期逐步达到国际标准化的目的。
实现国际标准化的主要措施
1.建立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为了解决地名国际标准化问题，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1960年决定成立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曾称：地名专家组，特设地名专家组)，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名国际标准化的技术问题，包括编写带有普遍性和地区性问题的报告书，拟定国际和国家标准化应遵循的程序和原则，为召开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进行准备。专家组由主席、副主席、报告人和各国指派的或语言/地理分部推荐的专家组成。主席、副主席、报告人由选举产生，五年改选一次。专家组会议由联合国制图处处长(专家组秘书)负责召集，每两年一次。专家组成员之间的工作，平时通过书信进行联系。每半年要向专家组主席写出报告。专家组根据全世界语言和地理分布情况划分为十七个分部。每个分部均设有主席，独立进行工作。另外，为了研究和处理带有全局或特殊性的业务问题，又由若干专家组成工作组。已经成立的工作组有：非罗马字母国家地名采用单一罗马字母拼写工作组、术语名称工作组、海底、海上地形要素名称工作组、宇宙地形要素名称工作组、世界国名表工作组、地名训练班工作组、地名数据自动处理工作组。专家组从1960年起到1984年共召开了十一次会议。
2.定期召开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决议，每五年召开一次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目的是解决地名国际标准化和地名国家标准化的有关问题。首届会议于1967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到1982年共召开了四次会议，共做出建议性的决议112项。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地名国家标准化，地名书写单一罗马化、地名录、地名标准化使用的名词术语(用英、法、西、俄、中、阿拉伯文书写)，外来惯用名、地名资料数据自动处理、超过一个主权国家的地名标准化，海底海上及宇宙地形要素名称的标准化、开展国际合作、培训地名人才、用联合国六种工作语文书写的国名表等。
为促进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和规范，本文将从五个方面介绍外国地名翻译的几个原则问题。
地名工具书就是把有关地名的知识，按一定的编排方法汇集起来，专供人们查阅，以解决有关地名问题的图书。地名资料是地名学研究，地名工具书编纂的基本素材。两者没有截然的界线，比如地名图、地名录、地名志，既可以说是地名工具书，也可以说是地名资料。为着方便起见，我们将地名词典作为工具书的代表，地名志作为资料的代表，分别就其编纂的有关问题，略述如下。
中国地名在罗马字母各种出版物、通讯社、对外广播、对外邮电、外事文件中，统一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并作为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目前已在国内、外广泛使用。
过去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一直沿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旧拼法。旧的拼法为数甚多，就主要方案而言，自1605年利玛窦方案以来，外国集体或个人设计的约40余种，中国人设计的近20种，加起来约60余种(注)。但很多早已淘汰或过时了。剩下常用的英文中主要是“威妥玛式”和“旧邮政式”以及一些国家自己拟订的转写方案。“威妥玛式”(Wade System)是19世纪英国驻华使者威妥玛拟订的汉字译音方案，并编了一部英国人学汉语的课本—《语言自迩集》，于1867年出版，之后逐步扩大它的用途，沿用为英文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等专名的拼法。1912年出版的翟理斯编的《中英字典》采用了“威妥玛式”，并略加修改，成为后来英文的常用拼法，称为“威妥玛一翟理斯式”(Wade Giles System) 。“旧邮政式”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是邮政系统过去使用的一种拼法。它基本上采用了“威妥玛式”，所不同的是不带任何附加符号，还用一些地方方言拼写，韵母形式也略有差别，同音地名附加省名的缩写。“威妥玛式”等旧拼法的语音系统不符合现代普通话的语音规律。除英语使用“威妥玛式”外，其它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都根据自身语言特点有其各自的拼法。因此，同一个中国地名在不同的罗马字母文种里拼法是不同的。例如北京，汉语拼音为Bei Jing。英文、德文拼作Peking、法文拼作Pékin、西班牙文拼作Pekin,葡萄牙文拼作Pequin、意大利文拼作Pechino、世界语拼作Pekino。至于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大都是直接根据少数民族语拼写的，也没有一定标准。这种混乱现象对国际间科学、文化的交流是很不利的。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为我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标准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在对外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1958年我国的邮电局名即使用了汉语拼音，继而铁路站名、气象站名、部分城市街道名称也使用了汉语拼音。1971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用汉语拼音编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以应国内外需要。1973年，联合国秘书长致函我国政府，邀我派人参加第五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在此之前，出席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台湾代表主张采用“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法作为中国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匈牙利等国代表反对，建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一、二届会议都未作出决定，有待于当事国来考虑。根据这一情况，外交部就关于出席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有关问题向国务院作了请示。报告中指出，要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改用汉语拼音拼写我国人名、地名作为统一规范。此项工作待国家测绘总局恢复后由总局抓。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恢复国家测绘总局的建议”。为了贯彻周总理的批示，1974年，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地名研究室配合地图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张1：600万汉语拼音字母版地图及索引。1975年3月，我国首次派出专家参加了第六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正式提出了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作为国际标准，得到多数专家的同意。同年，为了解决蒙古、维吾尔、藏族等少数民族语地名罗马字母的拼写问题，测绘研究所地名室在有关省、自治区的协作下，对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和四川的甘孜、阿坝等地区进行了全面的地名调查并编辑了地名录。197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修订了1974年制订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1977年出版了汉语拼音字母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汉、英对照)》。继之，航海出版社出版了汉语拼音版《中国沿海海图》。1977年8月，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经过多方努力，会议以一票反对，四票弃权，四十三票赞同通过了我国代表团提出的“提案”并作出决议。其决议原文如下:
会议
认识到《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法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中国已制订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
注意到《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用于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法是最合适的，中国已出版了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汉、英对照)》等资料，《汉语拼音方案》已得到广泛应用。
考虑在国际上通过一个适当的过渡时期，普遍采用汉语拼音写中国地名是完全可能的。
建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