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得名真是源于「三年成都」吗？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09-08 阅读：2176 次

来源：巴蜀风物志

周宏伟

本文篇幅较长（约两万字），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论述部分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看最后结论部分。

一、引言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悠久的城市历史与灿烂的城市文化。例如，早在汉朝时，成都即与洛阳等四地并列为五大都会之一；到唐朝时，益州成都由于商业贸易活动十分繁荣，与东南地区的财富中心扬州齐名，时人有“扬一益二”之说。“成都”的得名时间也相当之早，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属于战国晚期（前238年）的吕不韦戈铭文中就已有“成都”一名出现。然而，对于“成都”名称的含义，自宋以来，学者们尽管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却一直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参见后）。这不能不说是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巨大遗憾，也不能不说是历史学界、地名学界、历史地理学界学者们的巨大遗憾。

众所周知，地名是人们给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等地名学问题，往往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国历史悠久，很多重要地名也像成都一样，虽然有着十分古老的源头，但同样不甚清楚其准确含义。于是，研究古老地名的准确含义，常常成为地方历史研究中的不解难题。那么，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古老地名的准确含义？笔者以为，要科学考察一个古老汉字地名的含义，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可能需要特别重视。一是要确定该地名的语言系属。这是因为，历史上我国境内很多族群或民族没有本族文字，这些族群或民族活动地区的地名往往需要借助汉字进行记录。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地名的语言系属，自然也就失去了获得该地名正确含义的语言学基础。二是要构拟该地名的古代读音。这是因为，古今汉字的读音往往会有变化，甚至是很大的变化，同一汉字的读音不同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含义差异（如多音字），而读音近同的不同汉字却可以具有相同的含义（如通假字）。于是，正确构拟一个地名的早期读音，对于探讨该地名的准确含义意义重大。三是要分析该地名的文字构成。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历史早期记录自然、人文地理事物命名的文字一般情况下往往与字形相联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分析一些地名的用字，就有可能大致判断出该地名的类型与性质。例如，属于水体性质的地名，用字可能含有“水”的偏旁、部首；属于聚落性质的地名，用字可能含有“邑”的偏旁、部首。四是要复原该地名得名时的环境背景。地名是在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比较晚的阶段上由普通名词形成的。地名的命名往往与命名时的自然环境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早期本来属于泛称性质的一些普通名词，如山、水、树等自然地理事物名词，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部分，像大山、大江、大湖、大树之类，到语言较为成熟的阶段往往会以某种形式固定为专有性地名。因此，了解地名得名时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背景，对于早期地名含义的解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获得了地名的准确含义，对于复原地名所在地的历史环境也常常会有很大帮助。在探讨中国历史地名含义的过程中，如果研究者能够从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多角度进行认真、严肃的考察，而不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那么，所取得的研究结论应该就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合理性、可靠性。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尝试在简单回顾、评述以往学者关于“成都”名称的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确定成都名称的语言系属和早期文字读音，最后解决成都名称的含义。文中观点或有偏颇，谨请有识者不吝教正！

二、“成都”之旧释

自古迄今，关于“成都”名称由来、含义的说法，归结起来大约有十种。试略作述评。
一是乐史说。该说见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出现的时间最早，也流传最广。《太平寰宇记》卷72有云：“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也就是说，乐史以“成”为建成，以“都”为都城，于是，二字合起来的意思大致就是“建成都城”。虽然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也影响最大，但却是完全不成立的。
今人任乃强曾经评论说：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1）蜀族与周族都是从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岐以前，这两族没有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国的都城，得名于周族迁岐的成就。（2）周太王去豳迁岐，是举国迁徙，所至即成都邑……哪能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旧说可据。（3）“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史记·五帝本纪》称道舜由匹夫崛起，群众向往，积年发展过程的话，也是“成都”二字最早的出典，不当误加到周太王的身上来。就引据典实来说，也根本错误了。
袁庭栋也认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内容是硬套《史记·五帝本纪》中帝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传说，与四川之事无关。因此，尽管近些年仍然有不少人用“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来解释成都的含义，但从学术角度来说，该观点不应该再坚持下去。
二是李金彝、王家祐说。该说基于《山海经》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认为该山就是“成山”、“成侯之山”，得名自古蜀国的“成侯”，而成都就是古蜀国的成侯对自己居处的称呼；由于蜀人由青藏高原逐渐东迁至成都平原，故成侯仍名其居处曰“成都”。应该指出，作为该说关键论据的所谓古蜀国“成侯”与“成都载天”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十分牵强的推测，因为，“成侯之山”见于《山海经·中山经》，“成山”分别见于《山海经·南山经》、《山海经·大荒南经》，“成都载天”山则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而众所周知《山海经·山经》、《山海经·大荒经》的成书年代不同（前者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后者约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初），且诸山所在方位不一，似不应该被混同为一处。以此，该说也就难以成立。
三是温少峰说。温氏认为，“成都”二字是用汉字对音记录的古代蜀族人的语言，属于氐羌系，其义为“成族人居住的地方”或“蜀族人居住的地方”。该说相比前说甚有新意，也得到任乃强、袁庭栋等先生的认同。不过，所论由于多是使用现代地名材料和零星的民族语言材料辗转推测，缺乏强有力的直接历史文献依据支撑，仍然难以自圆其说。比如，既然蜀语是氐羌系语言，作为氐羌系语言对音的“成都”二字，为什么其含义接近现代汉语的意思？又如，单凭成、蜀二字古音双声而不管韵部分别为阳声、阴声的巨大差距，如何能用“成”字的读音来对译“蜀”字的读音？
四是刘冠群说。该说先指“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然后，认为古蜀人“成都”这两个音节的实际语音相当于或接近于现代汉语的“ｄｕｄｕ”，而蜀语“ｄｕｄｕ”就是蜀都的意思；由于译名时蜀国已经灭亡，故不译为“蜀都”而译为“成都”；成都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的意思。应该说，该说成立的关键前提是“成都”二字为非汉语系统的古蜀语记音，可是，作者文中并没有提供可以证明成都二字为非汉语系统古蜀语的有力依据；当然，即使当时存在不同于古汉语的古蜀语，所谓不译为“蜀都”而译为“成都”的说法也完全是无依据的推测。这样，自然也就很难让人认同作者的观点。
五是徐中舒说。徐氏从《国语·晋语一》有“狄之广漠，于晋为都”一句出发，认为“都”就是古代边境上没有城防建设的自由都市。于是，联系到四川荥经出土的早期漆器上有“成亭”的疑似字样、江陵凤凰山与长沙马王堆两地漆器上有“成市草”字样，认为“这一批漆器分属成亭、成市所造，后来成都这个自由都市就是从成亭、成市逐渐成长起来的”。该说把新的考古发现材料与有关文献联系起来，观点独到。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但无法确定带“成市草”之类字样的漆器是否真的产自成都，而且，对“狄之广漠，于晋为都”一句的准确含义学术界甚至都没有达成共识。因此，不能不说成都为边境自由都市之说疑问颇大。
六是沈仲常、黄家祥说。该说与徐中舒说一样，也认为出土的带有“成市”、“成亭”的戳印铭文，应当是成都未得名以前的“成都”名，即春秋至战国中晚期“成都”一名的前身，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有“成市”字样的戳记和印有“成市草”和“成市饱”戳记的漆器当为成都所生产；成都在汉初时尽管已经有“成都”一名，但当时的社会一般阶层可能还是较为流行“成市”和“成亭”之名。由于该说同样没有证据证明带“成市草”之类字样的漆器必定产自成都，因而，作者据之推测的“成亭”、“成市”与成都名称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得到认可。
七是谭继和说。该说从南方古多巢居、干栏式居住建筑出发，认为成都古居住形式即是名为“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为“巴蜀图语”文字，是干栏式木结构巢居的象形；都字的最初含义是水泽会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先有“水都”，后有“人都”。应该说，谭说以“成”字为干栏式木结构巢居的巴蜀图语象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但关于“都”字含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与本文作者的观点接近，尽管其中存在误引、误解。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提供古代成都平原环境的直接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依据，也就无法对成都平原的历史环境作进一步的解读。
八是孙华说。该说从古蜀国王族为开明氏出发，认为开明氏丛帝鳖灵就是崇帝鳖灵的异写，也就是崇伯鲧，而崇伯鲧善筑城，所筑的城称为“崇墉”，即《诗经·大雅·皇矣》之谓；新莽时益州名庸部，又古有能筑城的庸成氏，因而，成都之“成”就是“庸成”之“成”，成都二字的含义就是成人聚居的地方，或者说是庸成氏或开明氏聚居的地方。该说的理据无疑十分曲折，但作者显然回避了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鳖灵传说为“荆人”，蜀王开明氏在古蜀国的统治大约开始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前期，崇伯鲧传说是夏朝开国者大禹的父亲，《诗经·皇矣》的“崇墉”明确在今陕西关中平原中部。要把这些在时间、空间上相距悬远的物事合理联系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能。
九是徐学书说。该说通过对《山海经》等古代文献的研究，认为岷山即古史传说中上帝及众神所居的“圣山”昆仑山（海内昆仑山）；昆仑山分三成（层、级），又名“成山”；成都的得名源于“成山之顶的上帝下都”，即天庭、天堂；开明氏五世蜀王迁都，为标榜蜀国上应天命，借用天堂之名作为新都城之名。我们知道，《山海经》的内容多怪异、神话，史料价值十分有限，没有其他可靠史料佐证，很难把书中的内容视为信史，当然，据之进行的复杂推演、联系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徐说虽然别出心裁，但缺乏说服力。
十是李殿元说。该说认为，“成都”的得名时间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包含的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成都”这个名称的得来就是因为“成”字的军事内涵，它与秦国征服古蜀国的军事战略活动是大有关系的；由“丁”和“戈”组成的“成”字体现的是军事意义，是征服者的心理满足。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因此生发出这样的疑问：秦先后灭亡的国家、部族甚多，能够体现“征服者的心理满足”的类似命名方式何以找不到其他明确例子？显然，李说是难以作出适当回答的。
可见，古今学者们关于成都的含义解释虽然各不相同，迭有新说，且常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无论古说还是今识，在史料依据、解释方法、时空逻辑上都存在不少缺陷、缺环，故皆难于成立。

三、“成都”之新解

１．“成都”的语言系属
要讨论“成都”二字的语言系属，必须要确定古蜀语的属性。以往有学者认为，“巴蜀与中原应该是同一种语言，只是有部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新字，在当时有些突出”；“巴蜀地区的语言和秦、晋、齐、楚一样，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仅方言有所不同”；“古蜀地的居民应该是一种在语言上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而近年，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古蜀语言非华夏语言系统，觉得“蜀与华夏不同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蜀语早在秦灭蜀后不久即基本消失”。笔者以为，要确定一个古远族群的语言系属，最为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要弄清楚该族群主体的来源，了解语言系属的可能方向；二是要分析该族群语言的词汇和结构，找到语言系属的实际依据。通过这两方面的讨论，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古蜀语是不是古夏（汉）语。
首先看看古蜀人族群主体的来源。要弄清楚该族群的主要来源，必须要了解成都平原地区的古文化背景。按《华阳国志·蜀志》开篇所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虽然关于颛顼的传说争议颇多，但近于史实的颛顼高阳氏是上古时期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主要活动在以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豫、鲁、冀三省交界一带。于是，这里所谓“封其支庶于蜀”，意思自然就是指古蜀人从中原地区西迁于古蜀国所在的成都平原一带。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古蜀地区的早期文化与中原夏、商王朝确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有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相似的陶杯、高柄豆等器物，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３件近似长方形的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基本相同。以此，严肃的考古学者都认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早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应来自于中原地区。
如杜金鹏根据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指出，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它所包含的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可能就是由夏遗民带来的夏文化分子，而四川地区的“禹迹”，并非指夏禹本人的遗迹，其实是夏遗民迁入四川地区的一种历史反映而已。
孙华等同样认为，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包括中原以东的古文化）在宗教观念、服饰标识、礼仪用器等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像是通常文化交流的遗留，更像是两地人群间具有亲缘关系的印迹；加上三星堆文化分布区有一系列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相同和相似的古代地名、古史传说和宗教崇奉等现象，完全有理由相信，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三星堆王国的上层社会有来自中原及其以东的人群。不妨以作为民族文化“化石”的古地名作为例子。据统计，商代甲骨文中有含“蜀”字地名的记载六十多条，且殷王多次“至蜀”、“在蜀”，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蜀就是指当时的成都平原地区，有的学者则不以为然。
例如，胡厚宣认为，西南地区有“群山之高、三峡之险”等自然条件的阻碍，“殷人入川，大非易事，卜辞中的蜀，绝不能如此之遥”，指出卜辞中的蜀当为春秋时期的鲁地之蜀，在今山东汶上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卜辞之蜀或是春秋时期的中原之蜀，在今河南长葛一带。这样的说法是符合空间逻辑的。不过，笔者觉得，殷代以降的山东、中原之蜀，与四川之蜀当是有联系的，即四川之蜀可能源自于山东、中原之蜀（即文献所谓“蜀山氏”遗民），为山东、中原之蜀的西迁。因为，除了古代山东、四川皆有蜀之名号外，比较古代山东、成都附近的某些其他地名，确实也可以看出其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例如，古代山东中部的主要河流为汶水（古济水支流，今黄河支流），主要山体为蒙山（今沂蒙山），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而古代西蜀的主要山体称岷山、蒙山或汶山（今岷山山脉），主要河流称江或汶江（今岷江），这从《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中可以发现。汶、蒙、岷三字，其实上古读音近同：汶，明纽文韵；蒙，明纽东韵；岷，明纽真韵。这种相距遥远的两个区域的地名出现类同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以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商代蜀地文化确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移植。
既然商代蜀地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移植，那么，商代及其以后古蜀国人民尤其是上层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应该就是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夏语，也就是上古汉语。对此，后来文献中其实有明确而直接的记载。晋刘逵注《蜀都赋》引《地理志》说：
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语言颇与华同，故言开国于中古也。
《地理志》的作者已不清楚，东汉或晋时人的可能性当较大。所谓“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语言颇与华同”一句，意思显然是说：前316年秦灭亡蜀国之后，李冰于秦孝文王时（前250－前249年）被任命为蜀郡太守，这时蜀人与关中、中原地区人民的交往才真正开始；蜀国人民和关中、中原地区人民一样，也是使用华夏（汉）语言。但是，今天的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似乎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刘琳认为这证明蜀亡之后，其遗民大部分逐渐为华夏族所同化；赵振铎等则认为，这是说“蜀地受秦的影响在语言上的变化，变得同中土的语言一致了”。
笔者以为，这样的认识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其一，语言是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标志性文化特征。在一个民族遭受异族入侵和统治的时期，如果被入侵和被统治民族不讲本族语言而讲入侵者、统治者的语言，往往就会遭到本族人的鄙视和唾弃。这样，从理论上讲，要使代表民族或族群特征的语言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趋于消失，可能性并不大。其二，古蜀国以成都平原地区为中心，到战国后期时，其人口数量决不会很少。如果古蜀人真的都是操一种与华夏语言系统完全不同的所谓“蜀语”，那么，作为入侵者和统治者的秦人要在数十年的短时期内使蜀语消失而让古蜀人改用秦人的语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试想，在既没有行政命令强制（即使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也只是要求“书同文”），也不可能有足够教学力量参与的古远时代，一个庞大的地域群体要进行语言的整体性转换，不要说在数十年的短时期内绝不可能实现，就是在数百年的长时期内也未必能够完成。古今中外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其三，古蜀国人与秦人、楚人之间似乎是可以进行直接交流的。例如，《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指今汉中盆地一带），因猎谷中，与秦惠（文）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由此则故事可见，蜀人、秦人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虽有少量用字差异，如当时蜀人似是把壮士称作“丁”，把牛称作“犊”，把儿童称作“儿”的，并不符合其时秦地、中原的习称，但由于语言结构基本相同（如“东方牧犊儿”的语序为：修饰名词“东方”＋中心名词“牧犊儿”，属于典型的汉语偏正结构词组），似不存在严重的语言交流障碍，而秦人无疑是使用古夏语的。再看《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的一段文字：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笔者曾论证楚将庄蹻所到达的这个以“滇池”为中心、“平地肥饶数千里”的地方即是古蜀国所在的成都平原地区，应无疑（参见后）。由此时庄蹻统治蜀地只需“变服，从其俗”而不需通其言的情况似可推测，楚人、蜀人之间好像同样不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因为楚人也是讲古夏语的。
其次，看看古蜀人族群语言的词汇、结构。在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还有两处可以窥知古蜀国人语言情况的很有价值的记载：
（1）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
开明氏九世大约即当楚威王时楚将庄蹻到来的战国晚期。所谓“以酒曰醴，乐曰荆”，是说古蜀国人的语言把酒水叫作“醴”、把乐器叫作“荆”的。有意思的是，作为上古汉语代表作的《诗经》，其中也是把酒水称为“醴”的，像“酒醴维醹”（《诗·大雅·行苇》）、“且以酌醴”（《诗·小雅·吉日》）、“为酒为醴”（《诗·周颂·丰年》）之类。这里之所以把“乐”理解为乐器，是因为“乐”的本义就是指乐器。《说文·木部》云：乐，“象鼓鞞，木其虡也。”而蜀人把乐器叫作“荆”，则可能是因楚人记录者不知道古夏（汉）语乐器别称“金”而使用的借字。荆，见纽耕韵；金，见纽侵韵，二字声同韵近，读音几乎一样，完全可以通假。记录下这样的古蜀语用词，大约是初来蜀地的楚人记录者对蜀人部分用词的好奇所致，因为从《楚辞》的用语来看，当时的楚人是把酒称为“酒”、乐器称为“乐”的。所谓“帝称王”，是说古蜀国国君开明氏九世当时改称为“王”，而不是像之前一样称“帝”。与之相关，《华阳国志·蜀志》在此段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周失纲纪，蜀侯称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自以功德高诸王。
过去，学者往往依据这条材料，而认为“蜀人语言与华夏族异，所谓‘帝’‘王’皆中夏译语，非其本称”。笔者以为，从这两处相关记载看，古蜀国统治者显然认识到“帝”、“王”、“侯”三者是有含义差异的，即帝的地位要高于王、王的地位要高于侯的。顺便说，古蜀国最高统治者开明氏九世之所以此间突然不称帝而改称王，自然不会是主动的，而当是前述楚将庄蹻率军来到蜀地“以长之”的结果———其时楚国等东方七大国国君尚是称王，偏居一隅的古蜀国怎能称帝？我们知道，古代中原帝、王、侯皆可为一国之君的称呼，如果古蜀人不是使用古汉语而是作为翻译用词，显然不应该有帝、王、侯之别，也无所谓改称与否。可见，古蜀人语言中这样的代表性字词，与上古中原汉语基本一致。
（2）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
所谓“东平之歌”、“臾邪歌”、“陇归之曲”这样的歌曲名，似乎就是蜀王所作歌曲的原名，而不是翻译过来的。因为，如果是翻译，应该不会用“东平”、“臾邪”、“陇归”这样带有古汉语方言意味、含义却不很清楚的词语，也不会有这么明确的“歌”、“曲”之别。在古代中原，“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显然，“歌”、“曲”有别，是古代中原文明的产物。像夏朝王族早就有哀而作歌的习惯，太康失国之后其昆弟五人所作的《五子之歌》即其例。蜀王因悲恸而作的《臾邪歌》、《陇归之曲》何其相似乃尔！这几首歌曲名称与前面所列的“东方牧犊儿”一样，显然也是属于典型的汉语偏正结构词组，如“东平之歌”、“陇归之曲”、“五子之歌”三者的语序皆为：修饰词＋结构助词“之”＋中心名词。由这样几无差别的歌曲名称可见，古蜀语的语言结构与上古汉语的语言结构基本一致。
综合上述的分析可知，在秦灭蜀之前，古蜀地区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应该是使用古夏（汉）语的。然而，在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中却又有这样一段相关记载：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鳬、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这该如何解释？我们知道，扬雄是西汉末年蜀郡人，其生活时代去古蜀国灭亡的战国后期尚不甚远，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扬雄这里所谓“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一句，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古蜀国开明时期社会的文明程度相比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还有很大的差距。以此，如果“椎髻左言，不晓文字”不存在文字错误，它反映的语言文字状况是：古蜀人在与中原华夏族群交流时不但存在某些语言障碍，且存在严重的文字隔阂，即古蜀人不识中原华夏族文字。对此，通过分析扬雄《方言》的有关内容和成都平原的相关考古发现，能够对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先看《方言》。《方言》记录了大致属于古蜀国范围的以“梁益之间”、“蜀汉”、“雍梁”、“西南”等词为标志的方言词２０余条。扬雄关于家乡蜀地方言的这些典型性记录应该最具有地方性特征，因而，这些方言词很可能是古蜀语的残留。从目前学者们对这些方言词本身的既有研究结果看，有人已认识到“汉代的梁益方言是一种非常孤立的方言”。这样的结论是有相当道理的。在四川盆地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尽管相当部分的语音在缺乏文字的约束下可能会变化很大，但同样还有相当部分的语音仍然可能保持较为古老的面貌。前引《华阳国志》谓古蜀人“以酒曰醴，乐曰荆”，实际上已一定程度反映出蜀地方言的古老性，而通过分析《方言》中的某些例子，同样能够发现汉代蜀地某些方言词汇所具有的古老特征。特征之一，是汉代蜀地方言似与遥远的中原及其以北、以东一带的方言有渊源关系。例如《方言》第二云：“鎃，槻，裁也。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鎃，裂帛为衣曰槻。鎃又斫也，晋赵之间谓之鎃鎃。”这似可以反映梁益、晋赵二地域的方言“鎃”是同源的，而所谓晋赵之间，约当今山西河北一带；又如，《方言》第十一云“蚍蜉，齐鲁之间谓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间谓之玄蚼”，则可反映齐鲁、西南梁益二地域对“蚍蜉”的称呼接近。齐鲁之间，约当今山东一带。这似乎也暗示着古代西南蜀地与山东、中原之蜀存在某种联系。特征之二，是汉代蜀地方言的一部分似有十分古老的历史。例如，《方言》第十三谓“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鼻”的本字是“自”，上古音属于从纽脂韵，而初、祖二字的上古读音分别属于初纽鱼韵、精纽鱼韵。显然，不但初、祖二字读音甚近，就是自、祖二字，其声纽同为齿头音，韵部皆阴声韵，读音亦很接近。可见，梁益之间“鼻”的读音来源确实可能十分古远。除了某些读音的古老性，古蜀语显然也存在内部语音上的不统一。例如，前录《华阳国志·蜀志》有谓“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是说“杜宇”或读作“杜主”，而扬雄《蜀都赋》中则作“杜虖阝”；又如，《蜀王本纪》中的蜀王“鳖灵”，在蜀汉来敏《本蜀论》等书中又作“鳖令”；《蜀王本纪》中的“子䳏”鸟，在《说文》中作“子巂”，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作“子鹃”。由于古蜀语相比同时代的中原汉语确实存在相当多的语词读音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扬雄因此说古蜀人“左言”是大体成立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汉代的梁益方言与前代的古蜀语可能已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前３１６年古蜀国灭亡后，有大批古蜀国人陆续离开了古蜀国的中心地带成都平原一带，而自此时以迄汉初，则有大批关中等地的移民相继来到成都平原一带。史籍中如是记载：
（１）《华阳国志·蜀志》：周赧王元年（前３１４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２）《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我们知道，文化传播的媒介主要是人的迁移和流动，而在古代社会，移民、战争、入侵和占领等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由于成都平原的主体族群在秦汉时期发生了转换，因而，当代方言学者们倾向于把秦汉时代西南梁益方言视作秦晋方言区的次方言，大体是合理的。
再看考古发现。近几十年来，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出的古蜀国时期器物不少，但器物上往往只有一些无法识别的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文字，但专业考古学者不认为是文字，因为这些图像、符号虽然可能包涵、表达某种意义，但不可能组成词句或文章），并没有发现甲骨文、金文之类的古华夏成熟文字，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就证实了古蜀人“不晓文字”的情形。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在于古蜀先人离开中原的夏末或商初，华夏文字尚属于草创阶段（这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没有后来才趋于成熟的甲骨文，而四川盆地僻处西南，地形条件的封闭性很强，商周时代与中原的交往十分有限，绝大部分蜀人也不可能在与中原人的有限交往中学会中原文字。《华阳国志·蜀志》有曰：“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即大致反映了此点。所谓“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意思是说古蜀国国王之所以不参与春秋盟会，主要原因是由于古蜀国国王所使用的文书、车轨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莫同书”，换言之，也就是“不晓文字”。其实，众所周知，能够讲汉语而不能识用汉字的情况一直到今天在部分汉族人群和少数民族人群中还较广泛存在。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语言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而文字学习是需要进行专门性教育的。随着楚将庄蹻领兵在楚威王时期（前３３９－前３２９年，当蜀开明氏九世时期）来到蜀地成都平原，古蜀人“不晓文字”的局面可能才从此结束。
基于上论，我们可以认定，古蜀人应该是使用上古汉语蜀方言的族群。因此，“成都”应该是古汉语地名。
２．“成都”的上古读音
“成都”二字既然属于古汉语地名，那么，在该地名得名的时代，该如何读音？笔者以为，要构拟成都二字的古代读音，首先自然要确定成都的得名时代。关于成都名称的最早文献材料有如下二处：
（1）《华阳国志·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于成都。
（2）《太平寰宇记》卷７２引《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古蜀国自蚕丛开国至开明氏九世国亡，约历１３代国王，延续时间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即约当前５世纪初期至前３世纪末期（前３１６年）。由此可知，成都古聚落的得名时间大约是在古蜀国开明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九世开明尚在位时期。众所周知，周代及其以前时代的汉语属于上古汉语，处于这个时期的汉语语音也就是上古音。这样，从时间上看，古蜀国人民所使用的汉语自然属于上古夏（汉）语，其语音应该就属于上古汉语的蜀地方言音。
从夏商之交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到春秋战国时代，延续时间超过一千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成都平原古蜀人使用的古夏语言脱离中原古夏语独立发展，不可能不出现语言的演变和地方性特点，而且，在没有文字约束的情况下，一些语音的演变往往会相当之大。前引《蜀王本纪》所谓“左言”，前述《华阳国志》、《方言》中蜀地使用的某些独特性语词，当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战国时的古蜀国方言，一方面某些语词保留了上古汉语早期的读音，另一方面某些语词又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样，“成都”二字的蜀地读音，很可能与同时代甚至于秦汉时代的关中、中原一带读音有相当的差别。由于古蜀国使用成熟文字记录语言的开始时间很可能是在战国晚期楚将庄蹻大军在成都平原建立统治之后，而如前所述，庄蹻统治蜀人的办法是“从其俗，以长之”，自然，楚人记录古蜀国地名的方式也当是“从其俗”，即用楚国方言字词按古蜀人的语言习惯进行记录。于是，作为蜀地语词的“成都”二字，其读音理应与战国晚期的楚地方言读音一致或接近。
按照有关古汉语语音学工具书的看法，上古“成”字属禅纽耕韵，可拟音为；“都”字在端纽鱼韵，可拟音为。这当然是周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古夏（汉）语雅言的读音。那么，在战国晚期的楚地夏（汉）语方言中，“成都”二字的读音是不是会和中原雅言一致？尽管我们今天已无法完全还原战国晚期的楚人方言，但是，对于“成都”二字，从楚人留下的诗歌《楚辞》的用韵中，还是能够有所了解的。
先看“成”字。在屈原等人所作的《楚辞》中，有三处使用“成”字作为韵脚。试摘录如次。
其一，出自《少司命》的篇章：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其二，出自《天问》的篇章：鯀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其三，出自《远游》的篇章：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
由上可见，“成”字及其与之叶韵的青、茎、营、倾、征、零、情、程诸字，在当时的楚方言中皆应在耕部韵（平声），即与中原雅言一致。由于屈原（约前３３９－前２７８年）生活的时代与楚威王时（前３３９－前３２９年）楚将庄蹻领兵进入蜀地的时代十分接近，楚人用来记录蜀人语言的“成”字，亦当是在耕部（平声）。然而，“成”字的声部如何？据《说文》：“成，就也。从戊，丁声。”丁，上古端纽耕韵，可拟音。也就是说，成字如果从丁声，则声部为舌头音端纽，与周秦汉时代中原雅言声部为舌上音禅纽不同。由于“古无舌上音”，作为舌头音的端纽，应该是成字最古老的声部。事实上，成字的这个声部，现在从越南语中仍可以得到支持。在今越南语中，“成”字是写读作Ｔｈàｎｈ的。这个读音与成字可能的早期读音相比较，其声部皆为舌头音，韵部皆为阳声韵，二者相当接近，但是，却与古汉语雅言以及今汉语所有方言的声部发音皆不相同。之所以今天的越南语中还能保留有接近于早期汉语借词的读音，很可能与公元前２５６年蜀王子（安阳王）将兵三万人进入今越南北部建立统治有关：越南语中最早的一批汉语借词可能就是伴随着安阳王的势力进入的。
其实，类似成字的读音变化及通假，古汉语中可以举出不少，如田→陈、奠→郑即是例子。田、陈二字，上古通用，皆定纽真韵；而至中古，陈已变为澄纽真韵。奠、郑二字，上古亦通用，皆定纽耕韵；而至中古，郑已变为澄纽劲韵。端、定二纽皆舌头音，而禅、澄二纽皆舌上音。可见，成、田、奠诸字上古读音变化的共同特点是声纽有从舌头音转变为舌上音的趋势。这也都符合清人钱大昕“古无舌上音”的著名观点。
再看“都”字。都，《说文》释云：“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那么，“者”在先秦时代的中原读什么音？由于先汉古籍中有者字与著、诸等字通假的例子，如《商君书·来民》“者于律也”、《诅楚文》“卫者侯之兵以临加我”中之“者”即分别与著、诸通假，因而，者字在先秦时代的读音当属于端纽鱼韵或章纽鱼韵。同样考虑到“古无舌上音”，者字的早期读音应为端纽鱼韵。这样，“都”字读音也就可能同样属于端纽鱼韵，可拟音为ｔａ１或ｔǐａ１。这个读音，在《楚辞》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在《楚辞》中，有四处使用“都”字作为韵脚，出处如次。
之一，出自《离骚》的尾章：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之二，出自《远游》的篇章：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
之三，出自《招魂》的篇章：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伂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
之四，出自《大招》的篇章：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来！安以舒只。
由上可知，“都”字及其与之叶韵的居、如、觺、駓、牛、灾、姱、娱、舒诸字，在当时的楚语中皆应为鱼部韵（平声）。也就是说，楚语的“都”字读音与中原雅言近同。
可见，在战国晚期的蜀地汉语方言音中，“成”字当属于端纽耕韵，“都”字当属于端纽鱼韵，即“成都”二字的读音很可能是接近的。
３．“成都”的文字含义
要了解成都的正确含义，应该从“都”字含义的解释开始。都在上古时虽是一个多义字，但这些含义多是从聚落城邑的含义引申出去的，与今天对都字的理解基本一致。由于都字右部从邑，所以，学者多以为聚落城邑是其本义。上引《说文》、三国张揖《广雅·释诂三》中“都，聚也”的解释，即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学者们一直不大注意到的是，古代“都”也有湖泊水体的意思。例如，《水经·涑水注》解释临湖的“潴城”一名时明确说，“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盖即水以名城也”，而《水经·漾水注》中也保存了一个释“都”字为湖泊水体的西南地区地名命名实例：“（武都），天池大泽在西，故以‘都’为目矣。”这是说，武都之所以以“都”为名，就是因为在该聚落的西面有一个天池大泽。可见，古代“都”有湖泊水体的含义是无可置疑的。
尽管武都之“都”是湖泊水体的意思可以无疑，但是，古代西南地区含“都”的其他类似地名是否也是如此？不妨先把汉代西南地区所见的除“成都”之外的四个含“都”的聚落地名附近的地理环境状况一一考释如下。
（１）邛都。西汉时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越雟郡”条，其下云“有邛池泽”，地当今四川省西昌市。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雟水伐之，以为越雟郡。
这里提及的邛都立县不久地陷而为邛池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今天在邛海（即古邛池）边发现的一批新石器遗址及出土的陶器、网坠等人类活动的情况就很好地证明，至迟在史前时代邛海已经形成。所谓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的故事，可能指的是原建立于邛池边的邛都县城，由于邛池某年水位上涨、湖面扩大，而部分沦陷于邛池之中。显然，邛都之得名，就是因为附近有邛池之故。
（２）广都。西汉时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蜀郡”条。《华阳国志·蜀志》云：“广都：（蜀）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渔池、盐井。”由于汉广都县治的位置历来无法确定，以致有学者怀疑《华阳国志》说广都在“（蜀）郡西三十里”可能记载错误。其实，只要对照《续汉书·郡国志》广都县下注引任豫《益州记》所云“县有望川原，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的记载，就知道《华阳国志》的记载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广都在成都之西，才可以“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汉扬雄《蜀王本纪》有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也就是说，广都曾经是古蜀国国王移居成都前的旧治所在。广都的位置其实应就在古滇池（《水经注·江水》称为“万顷池”，估计晋时古滇池已经淤浅分割为一些水道和小水体，故有“渔田之饶”）边，因为晋永宁元年赵廞逃离成都时曾“乘小船顺水至广都”。隋仁寿二年（602年），因避炀帝（杨广）讳，广都改称双流。汉及其以前广都的具体位置即约在今双流县城之北（参见图１）。

（3）新都。西汉时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华阳国志·蜀志》云，该县“有金堂山，水通于巴”。据嘉庆《新都县志》载，新都旧县治在清代新都县（今新都区）治东二十里，约当青白江区城厢镇（旧金堂县城）东一带。这与《水经·江水注》“雒水（今沱江）又南径新都县……与绵水合”的情形相合。城厢镇以东的今金堂县城一带，地处都江（郫江、沱水，今毗河）、雒水下流交汇处，地势较低，因雒水受古金堂山（今龙泉山脉）的阻挡，汉晋时代经常行水不畅，以致在河道及附近低洼处容易滞水、积水而形成湖泊性水体。西晋左思《蜀都赋》有所谓“浸以绵、雒”者，晋刘逵注曰：“言益州之有绵、雒，犹扬州之有五湖。”可证。后该地湖泊水体当因淤浅、通峡而消亡。汉新都之得名疑即与绵、雒积水区有关（参见图１）。
（4）莋都。西汉时县名，初为沉黎郡治地。《史记·西南夷传》云：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汉武帝“以邛都为越雟郡，莋都为沉黎郡”。后改名为定莋县，并入越雟郡。《汉书·地理志》“越雟郡”条定莋县下载：“有盐。步北泽在南。都尉治。”唐颜师古注曰：“本莋都也。”可知汉莋都县即当今四川省盐源县一带。步北泽当在今盐源县城南的低洼积水地带，当时的面积应该不小，由于历史时期的淤浅，现存水体面积已不是很大。笮都的得名应与这个步北泽有关。
由诸例可见，像武都一样，邛都、广都、新都、莋都诸城邑附近也都是有湖泊水体存在的，汉代西南的“×都”名称，确实是地名得名时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定，成都的得名，也当是由于当时聚落附近存在的湖泊水体。《华阳国志·蜀志》所谓“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可能是后人不解三个名称含义后的附会之说。位于西南夷地区的邛都、莋都二地已远离古蜀国，之所以也用古蜀国命名习惯命名湖边聚落，自当是因为秦灭蜀后蜀人南迁过程中沿途滞留所致。
我们知道，成都附近今天是不存在大型天然湖泊水体的。但是，在唐及其以前，成都附近是有大型湖泊水体存在的，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就是“滇池”。对此，前述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一文已有详细论述。可以补充其发现的尚有两处材料：一是西汉扬雄《蜀都赋》中有关于“滇池”的内容，亦即“（成都）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盧池，澹漫波沦；其旁则有期牛、兕旄，金马、碧鸡”一句。这里的所谓“盧池”当为滇池的误写。二是东汉刘熙《释名·释兵》中所云：“盾……隆者曰滇盾，本出于蜀，蜀滇所持也。”刘熙之所以强调蜀地所制“滇盾”是“蜀滇所持”，当是为了区别汉代成都平原上的蜀郡之“滇”与云贵高原上的益州郡之“滇”。
近年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的孢粉分析所获得的结论———遗址区古植被以草本植物占优势，局部地区为低洼的湿地，生长着大量喜湿的蔗类植物，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持成都附近历史上可能存在着大片低洼积水的地带。需要指出的是，滇字在汉代读“真”声（《说文·水部》：“滇，益州池名，从水，真声。”），章纽真韵，可拟音；但在汉以前的上古汉语早中期，由于无舌上音的情况存在，滇字应当属于端纽真韵，读如，即如前述上古时代“陈”读如“田”一样。而“都”的湖泊水体含义，有可能是从都的聚落含义引申来的，甚至，“都”字很有可能是对池、泽二字的同音异写。于是，通过分析池、泽二字的音义，应该有利于我们对都字含义的正确理解。
“池”在今天就是积水洼地（坑）的意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时代，池却常常指人工的沟渠、水道。如《左传·僖公四年》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说文·阜部》：“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周礼·秋官·雍氏》郑玄注：“池谓陂障之水道也。”《礼记·月令》郑玄注：“穿地通水曰池。”在先秦秦汉时代，池与沱二字经常混用（《说文》中有“沱”字而无“池”字，原因或在此）。这大约是因为部首“也”与“它”常常混用的缘故。对此，有学者论证说：
由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看，春秋到秦汉之际，“也”与“它”之字形分别明显，各成发展系列。……“也”与“它”是两个字形来源完全不同，各有其发展线索的字，二者既非同源又非同字。考察以“也”或“它”为偏旁的字例，可以看出，二者相混大都是隶变之后才发生的，如“蛇”，马王堆帛书等资料中均从“它”，在武威医简及其后的汉隶中才出现从“也”的写法；金文“匜”均从“它”，信阳楚简从“金”从“它”……武威汉简从“也”，写作“釶”……这表明上述从“也”的字，大多是隶变及其定型阶段才出现的。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也”、“它”二字（字符）在隶变过程中形体越来越相近，遂致混同。
尽管“也”与“它”混用，但池字的上古读音并不从“也”，而是从“它”。也就是说，池字最初的读音与沱字近同，即为定纽歌韵，可拟音为或。这从《楚辞》中“池”字的叶韵情形也可以得到证实。屈原《楚辞·少司命》有云：
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
又《楚辞·招魂》亦云：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文异豹饰，侍陂陁些。轩辌既低，步骑罗些。兰薄户树，琼木篱些。魂兮归来！何远为些。
显然，池是与阿、歌、蛇、荷、波、陁、罗、篱、为九字叶韵的，诸字皆当属歌部韵。池之所以会与沱的读音近同，可能不但是因为二字字形相近，而且也是因为二字含义相近。《说文·水部》：“沱，江别流也，出岷山东，别为沱。从水，它声。”这就是说，沱的意思是指成都平原上由古长江（今岷江）别出的水道或支汊。显然，这与前述池的人工沟渠、水道含义很是相近。这似乎也可以证明陈梦家“金文沱、池一字”说的正确性。随着汉代沱、池二字的分开，进入中古时代，池的读音才渐渐演变为澄纽支韵，可拟音。也就是说，滇池二字，在汉及先汉时代的西南地区，本应读如或。
“泽”本也是指水聚集的地方。《释名·释地》：“下而有水曰泽。”泽字最初的读音为定纽铎韵，可拟为。这就是说，上古时代，泽字的读音不但与沱、池二字甚为接近，含义也很是接近。不过，在西南地区，从《汉书·地理志》中有“天池大泽”、“邛池泽”、“临池泽”这样带两个通名的名称来看，当是先汉时代本已有“天池”、“邛池”的方言名称，后来，随着汉代中原人民的大量进入，为便于理解、交往，地方政府开始在古蜀地区对水体地名进行某种形式的规范或统一，才又加入当时流行的湖泊水体名后缀“泽”字。这与今“青海湖”的名称来历颇为类似。
由于在汉或先汉时代的西南地区，滇池二字可能读如或，而前述成都二字很可能读如或，这样，滇池、成都二名声纽皆舌头音、韵部皆阴声韵，读音自然也就近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史籍中，古代成都平原地区“沱（池）”字与“都”字的通假是有实例可寻的，这就是“沱江”也可以写作“都江”。沱水（江）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即所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这说的是岷江出山口进入成都平原后，东向分汊出一条“沱”水。这条沱水其实是古蜀国开明氏时期开凿的分流岷江江水的一条人工河（参见图１）。《水经注·江水》即曰：“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如前所述，沱（池）的本义也就是指的人工沟渠、水道。沱水（江）的分汊位置，自然就是后来李冰“作大堰”的地方，亦即蜀晋时的都安（今都江堰市）。扬雄《蜀都赋》中所称的“都江”当指该河。蜀晋时期都江也被称为“郫江”（今柏条河、毗河），而北面分出的新河被称为“捡江”（“湔江”异写，今青白江），这也就是《益州记》所云：“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由于郫江流经成都附近，唐宋时代又名“成都江”。《太平寰宇记》卷72就说：“郫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可见，沱水（江）得名最早，都江实际上是沱江的异写。
考虑到滇池、成都二名读音近同，而前述又有邛池边的主要聚落就称为邛都的例子，于是，我们似有理由说，成都作为滇池边的主要聚落，其名称应是由滇池水体名称转化而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化，当是因为古蜀国绝大部分时期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所致。由于战国秦汉时代古蜀地区开始用汉文字记录地名，作为水体名称的滇池，记录者必须要把水体名称与水体边的聚落名称相区别。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春秋早期的楚国就已经存在。如清华简《楚居》有云：“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楚武王时因新都免可供人民居住生活的陆地有限，于是把附近的积水泽地“浧”排干而让人民居住，自此之后，楚人也就把这样的地方叫作“郢”。显然，带“郢”字地名的得名与“浧”字有密切关系。另外，楚地的地名“五渚”，也确实是可以写作“五都”的。“渚”的上古读音自然也从“者”，端纽鱼韵，与“都”字的读音相同。那么，“滇池”是什么含义？前引刘宋范晔《后汉书》所谓“末更浅狭，有似倒流”的解释，自不可信，因为这是把“滇”视为“颠”的通假字而引申出倒流的含义。滇、颠确实可以通假。三国文颖注司马相如《上林赋》“文成颠歌”句有曰：“颠与滇同也。”而颠与天亦是音同义通的。《说文·一部》即曰：“天，颠也。”于是，笔者以为，“滇池”当就是天池的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天池的异写，为的是区别于当时同在古蜀国境内武都附近的“天池”（也就是前引《汉书·地理志》所称的“天池大泽”）。在古代西南地区，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滇池”又名“天池”的实例。古代西南地区的“滇池”地名并不止一处，除了本文论及的成都附近的滇池、昆明附近的滇池，迟到明代，四川叙州府（治今宜宾市）、会川卫（治今会理县）尚保留有“滇池”地名，而叙州府的滇池也是叫“天池”的。试看清初顾祖禹的记载：
（1）《读史方舆纪要》卷70《四川五》：天池（叙州）府西二十里。一名滇池。又名波凌池。《志》云：池长五十里，阔七里，风起则波浪凌山。
（2）《读史方舆纪要》卷74《四川九》：《志》云：（会川）卫南六十里有迷郎关，一名迷水镇，旧有滇池，今堙。
所谓叙州“天池”，即当今宜宾市区西宜宾县城所在的金沙江谷地一带，应为历史时期因金沙江河道水流不畅而形成的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堰塞湖；该堰塞湖大约因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溃坝而致消失，现这里仍残留有数处叫天池的地名。天，上古为透纽真韵，可拟音，与滇的拟音显然十分接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两个“滇池”的所在地正好分别位于古代蜀人南上云贵高原的熊耳道、灵关道这两条主要道路（也就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谓“熊耳、灵关为后户”者）边，故其命名者很有可能就是战国晚期秦灭蜀后那些滞留于南迁途中的蜀人。
最近，在距宜宾天池不远的金沙江边石柱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确实发现了古蜀人的踪迹。笔者在研究古云梦问题时曾经指出，春秋时期的楚地人之所以要使用云、郧、䢵、涢等一些同音、近音字表示江汉平原区的同类地理事物，应是在地理专名尚未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为书面上区别该区域各地的同类地理事物而采取的办法。现在看来，古蜀人之所以使用天池、滇池、成都这样读音近同的名称来称呼水体及其相关的聚落，除了与楚地类似的原因，还有可能与古蜀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有密切关系。考虑到前述楚人有“五渚”异作“五都”的例子，又有楚将庄蹻领军在楚威王时期（前339－前329年，当蜀王开明氏九世时）“王滇”（统治古蜀国）的历史，而“滇池”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就出现在庄蹻王滇时期，楚人对水体、聚落名称也确有同音异写的习惯，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滇池”、“成都”名称最早的文字书写者或记录者，应当不是来自“不晓文字”的古蜀人，而是来自楚威王时期初来乍到古蜀国的楚人对古蜀人语言的书面记录。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论，笔者以为主要可以获得如下几点重要认识。
其一，古蜀语“成都”二字属于古夏（汉）语。早期蜀地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商代蜀地文化应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移植。分析《华阳国志·蜀志》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知道，古蜀人虽然“不晓文字”，但语言确实“颇与华同”，古蜀人与秦人、楚人之间的交流不存在十分严重的语言障碍。
其二，“成都”得名约在古蜀国开明氏晚期，即战国晚期，属于汉语语音发展史的上古时期。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自然就是上古音，而古蜀地区由于其地理封闭性，一部分汉语语音可能保持着较古老的面貌，一部分汉语语音可能发生了改变。由于古蜀国使用文字记录语言的时间很可能开始于战国晚期楚威王时楚将庄蹻“王滇”，而楚人记录古蜀国地名自然是用楚国方言字词记录。这样，作为蜀地语词的“成都”二字，其读音理应与战国晚期记录古蜀国地名的楚人所使用的楚地方言音一致或接近。在当时的楚地方言音中，“成”字属于端纽耕韵，“都”字属于端纽鱼韵，即“成都”二字很可能是接近读音的。
其三，“成都”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附近的湖泊水体“滇池”（读如）。汉代西南地区的“×都”的地名，如武都、邛都、广都、新都、莋都等，城邑附近都有湖泊水体存在，可以说“都”是“×都”地名得名时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滇池、成都二名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即是作为湖泊名称的滇池的转化。滇池也就是“天池”的意思。滇池、成都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者，不是“不晓文字”的古蜀人，而应是战国晚期楚威王时来到古蜀国的楚人。
通过对“成都”地名的考释，我们可以发现，要科学、合理地解释我国历史早期出现的地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多方面问题。一些古老地名的含义之所以不得其解、颇多争议，往往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完全弄清楚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诸问题。相反，一些古老地名的含义得到破解、确认，则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一些相关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问题。比如，上述成都得名于滇池结论的获得，可以使我们对于成都平原地区古代的自然环境、西南地区古代的民族历史、民族语言等问题产生全新的认识。又如，汉代莋都的位置学界一直有争议，有说在四川汉源的，有说在四川盐源的。知道了“×都”地名的含义，那么，莋都的位置在今盐源就是无可怀疑的。再如，今天四川盆地区域的特有地名“×沱”，如仁沱、陈家沱、金刚沱等，一般字典都把其中的“沱”解释为河流中可以停船的水湾，而并不清楚其含义来源。其实，这个沱字，当就是古代西南地区“×池”地名的现代残留，因为，沱字不但基本保留了“池”字在西南地区的远古读音，而且，河流中可以停船的水湾一般属于水流流速较慢、水面较宽的滞水河段，这显然也与“池”的停水含义类同。
“成都”一名由来与含义的破解，不但可以为近年研究者关于古代成都平原自然环境、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新认识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且可以为中国传统地名学命名理论增添新的内涵———像“×都”之类暗藏湖泊名称的聚落地名应是我国古代“因水命名”地名中十分特殊的一类。当然，本文提供的“成都”名称含义解释模式应该具有相当的样本意义，或许能够为很多不得其解的中国古老地名的含义探索提供帮助。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周宏伟（1965－），男，湖南宁乡人，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