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视野下的中国地名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09-09 阅读：1177 次
来源：江西地名研究
摘要：地名同民族或部落名称的对应关系，是我们考察民族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现存地名和历史地名直接源自于此的，其实也有很多。但因汉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和发育的开始时间比之欧洲各近代民族为早，不同人群及地域文化的交融特别明显而深入，猛烈冲击并扫除了诸多的时代旧痕，以致地名中直接来自现今族名的要远远少于源自历史族称的，这是一个多少有别于欧洲地名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中国地名；古今民族与部落
中国地名的命名原则，同其他很多地方差不多，不仅同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而且往往也同历史上民族的活动和影响颇具关联，堪称是一种人地关系的反映。从民族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的地名，自然别有一番意趣。任何地名，首先当然是以定居或曾经在此居留过的民族的语言来表达与命名的，我们由对地名语言的研究入手，或能探知和复原历史上民族存在或流迁的概貌。对此，笔者已有文专述，可不赘。另一种情况则是，地名同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发生直接的连结。细察之下，地名、族名之间又常常互为因果关系，既有族名出自地名者，诸如中国古代的骊戎、突厥、粟末靺鞨一类；更有地名体现族名、源自族名的。后一种情况在现实中可能尤为多见，国外早有学者对此予以关注，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一点，就中国的一些古今地名试作探讨。
浏览地图，中国现存和历史地名中直接来自民族或部落之名的，比之欧洲似乎要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拂却历史的尘封之后则不难发现，其实也还有不少相关的例证见存。
最早或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部落名和地名常常是一致的”，譬如，夏代的有鬲氏（部落）居地为鬲、有穷氏居于穷（均在今山东德州以南）、有虞氏居虞（今河南虞城）、有扈氏居扈（今陕西户县）、有莘氏则居于莘（今河南商丘以北）、有仍氏居于仍（今山东金乡境内），如此等等。
经过漫长的历史流程，尤其历经了规模宏阔的民族大融合、以“滚雪球”方式形成了极富包容性的汉民族之后，许多曾经参与融汇的昔日部落、民族已渐相继消失，其点点踪迹便愈益难寻。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地名中直接带有现代民族之名的例证，不是很多。目前所见，除内蒙古、西藏属省区一级地名中尚有蒙古族、藏族之名外，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较低层级的南方地名之中，像那些依旧含具瑶、苗、黎、畲等族名者，像广东的瑶岭，广西的瑶寨、大瑶山，湖南的瑶岗山，还有广西的苗儿山、湖南的苗市、贵州的苗岭，海南的黎母岭，福建的江畲、官畲，以及广东梅县的畲江镇等。台湾原住民族的族名，在地名中也有影响。九大族群之一的卑南族，现今仍多聚居于台东县卑南乡和台东市一带。1875年，清廷曾在台湾置有卑南县，治所即在上述卑南乡，1892年又改县为厅。这是以族名定地名的一个典型例证。
西南边陲的怒江、怒山山脉和独龙江的命名，则无疑同怒族、独龙族有关。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南流至云南境内时，由于“经怒夷界”而获名；怒山亦“因为怒夷所居”之故。怒族旧称怒夷、怒子。原属中国、今划缅境的恩梅开江及其上源独龙江（位于云南省西北端），在历史上曾有俅江之称，得名于本地土著居民俅人、俅夷、俅人系独龙族旧称，系文化上居于强势地位的汉族对他们的称谓。这同欧洲历史上同据强势的罗马人对边缘地带民族地区的那种命名习惯，像“××人的土地”、“××人的山”、“××人的水”之类，是颇为近似的。
当然，有相当部分带有少数民族今名的地名，是1949年以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物，体现在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划中，形成了相当于省级的自治区、地级的自治州、以及自治县、自治乡、自治镇。但它们的族名大都附属于原来的地名，表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三都水族自治县、马兰峪满族自治乡、乌拉街满族镇等等。当然，人们还可看到有几处单独以族名作地名的，譬如甘肃的东乡族自治县，内蒙古的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均为上世纪50年代新设或由周邻县份析地而置。
显而易见，以中国现代民族之名称谓地名者，毕竟很有限，而更多的还是那些由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断断续续沉积下来的古族名遗痕，且往往意蕴隐晦，深藏不露，大都不宜为人谙察，尤须用心采掘、辨识。经过认真勘察以后，笔者以为，中国各地古今地名中直接得自古民族、部落之名的，其实也还不少，值得探寻研析。
云南的昆明、师宗、彝良，位于腹地深处的哀牢山、滇黔边境的乌蒙山，便均属此列。
汉代西南夷中有一支名为昆明夷，本属氐羌族系，早年自西北辗转流迁今滇、川一带，汉武帝时降服其地。一般认为，昆明夷同今藏缅语族彝语支诸族或有族属关系，昆明地名便是由此而来的了。师宗则系古爨人师宗部旧地，故此获名。南诏时期，当地东爨乌蛮有一首领名“师宗”，该部落后来随之得名为“师宗部”。即先由人名衍变为部落名，继而再由部落名演化成了地名。这一情形在欧洲古代也存在，即人名、部落名和地名之间存在一种历时性的转换对应关系。彝良早先曾作益良、易良、夷良等，出自民族语言译音，有人主张系由乌蛮七部之一的易娘部（亦作夔山部）之名转译而成。哀牢山，因其中、北部为古代民族哀牢部所居之地而获名，哀牢部或即西南夷的另一支哀牢夷。据说，哀牢夷大概同濮越族系有关，古昔时曾分布于今云南西部澜沧江、怒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形成所谓哀牢国，有王名贤栗、类牢，东汉始于其地置哀牢县（当今盈江县东）。后来，由本地居民的族属又辗转演化出了目前的哀牢山之名。该地名的渊源显然没有离开上述的古老族名，存在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同样，乌蒙山之名，也是得自东爨乌蛮七部之一的乌蒙部，辖地约在今云南昭通一带，从民族源流上看，当与现今生活于本地的彝族有关。
云南西部保山市境内的蒲缥镇（今属隆阳区），数年前笔者曾路经此地。粗看之下，这一地名似乎并不特别引人瞩目，其实，它亦源于古族之名，即古代的蒲、缥两族之名。蒲人，亦作蒲蛮，古时称濮人、朴子蛮，多居澜沧江以西一带，保山地区亦其分布地之一。蒲人同云南境内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尤其是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有关。缥人，亦即古代曾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建立过骠国的古族骠人。何光岳认为，骠人先民属古羌人一支，原居北方，一路辗转南下，似乎先后在今豫西南、鄂北、湘西一带滞留过，后再进入滇西，南迁最远者，即为入缅创建骠国的那部分。他还推测，骠人西迁滇西的时间当在战国末年，或因庄蹻入滇时被征调而同往，或为不堪楚国逼迫而迁移之故。总之，西迁今保山一带后同本地的濮人相融，才渐渐形成了蒲缥部落。元代史籍亦提到“蒲骠”这一地名，自然就是今名“蒲缥”了。
百越曾是活跃于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广袤地区的庞大民族群体，由于内部族系繁杂，遂泛称为“百越”。其中的句吴、于越、闽越、瓯越、骆越、干越、夔越等，皆在地名中多少有所留迹。
句吴和于越是其中在历史上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两族，分别建立过春秋战国时雄踞江南、名震中原的吴、越两国。句吴人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安徽东部一带，其统治阶层可能与中原周王室后裔相联，但居民主体恐怕仍属江南土著。吴人奠都的姑苏（今江苏苏州），亦名吴，即族名、国名、地名合一。秦行郡县制后，在吴故都置吴县，后也一度改称吴郡、吴州，但吴县之名沿袭最久，直至近年始改吴中区。苏州别号吴门，当与这段历史因缘有关。在苏南、浙北、上海一带的地名中与“吴”相系者，还有吴江、吴兴、吴淞江、吴淞镇，盖源自那个古老的句吴。于越相传出自夏室，以浙江为发祥地形成越国，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灭吴后又试图朝北方扩展。隋唐时曾以今绍兴一带为古越国旧地，一度在绍兴设置越州。长期以来，“越”便成了绍兴的代称。在这里，由族名而国名、而地名，影响脉络之清晰，也是显而易见的。
相比中原开发稍晚的东南沿海地区，是越人的集聚地之一。百越中闽越人的故地在今福建境内，其先民以蛇为图腾崇拜，故“闽”字从虫。汉初于此曾立有闽越国。福建有闽江，还有不少带“闽”字的地名，历史上曾以今福州为中心相继设置过闽中郡、闽县、闽州、闽兴县、闽海道，福州市区旧城有闽山，近郊至今有闽侯县、闽清县、闽安镇等，福建省的简称亦为闽。
浙江南部有瓯江，温州古名东瓯，今市区南部有瓯海区，瓯江北岸又有瓯北镇（属永嘉县境），其名无非均来自古代当地的瓯越（东瓯）人族名。瓯越为百越的一个支系，秦时曾封其首领为东瓯王，后归顺于汉。所以，流贯今日浙南的主要水系瓯江，毋宁解读作“瓯（越）人之江”。后来有部分瓯越人南迁，可能沿松溪而下，抵今福建北部建瓯一带驻留。北宋始在该地析置瓯宁县，直至1913年与建安县合并为建瓯县。此处的“瓯”字，作为一种历史留痕，或即“因古瓯人居地而得名”。
骆越又是百越的一支，亦名雒越，为分布在今广西、广东、贵州和越南北部一带的较大族群，族源颇为复杂。何光岳主张，骆越是源于北方的骆人和先其由黄河流域迁至江南的越人两族经长期结合而逐渐形成的。骆越尤其对广西壮侗语族各民族、乃至越南主体民族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古汉语中，“骆”可通“雒”、“洛”，今广西地名中也还可见古代雒越的遗存。譬如，今广西鹿寨县西南部有一雒容镇，位于柳江支流洛清江北岸。洛清江大概正是古骆人从湘江流域南迁至左江一带的中途停留地，唐始于此置洛容县，清改为雒容县，至1952年废县。唐代在今广西还置有洛都、洛回（均在今柳江附近）、洛封（后改洛曹，在今宜州东）、洛富（在今宜州南）等县，至今这一带尚见有洛埠、洛满、洛崖、洛东、洛西等地名，焉知不是与此相关呢？今左江-郁江，古代曾有“骆越水”之称，显系沿江一带为骆越人所居而获名。从音韵的角度来看，今广西和广东西部的众多冠以六、陆、禄、渌、绿等字的地名，恐皆“雒”之转音，亦展现了骆人分布的遗迹。
假若依照“骆人北来说”，以骆人的起源、南迁和更为宽泛的分布地域空间作为考察对象的话，我们的视野则似乎一直可以延伸向北方的黄河流域。据说，早先骆人或因以骆驼为图腾，故名。其先祖起源于今陕西境内，曾在由今吴旗发源流入渭河的北洛河一带定居过，约当夏代之前又由北洛河再东迁至今河南境内的南洛河（洛水）流域，形成有洛氏部落。北、南洛河或皆由骆人居此而得名，豫、陕两省也就有了众多以“洛”为地名者，例如今河南境内从古至今先后出现过洛邑、洛阳、洛宁、洛州（在今宜阳）、昌洛（在今洛宁西）、洛水（隋改昌洛置）等县市都邑，陕西境内也有洛川、洛南、洛源等县镇。南洛河一带的骆人（有洛氏）后与自今山东菏泽一带西迁的东夷族系的河伯部落发生接触，始行联姻。东夷素奉鸟图腾，随着奉兽图腾的骆人与鸟图腾的河伯结合，作为象形文字的组合形式，“骆”便转化成为混合型的“雒”字，“骆”“雒”相通，亦与“洛”同。因而，历史上“洛阳”、“洛邑”、“洛水”，也就曾有过“雒阳”、“雒邑”、“雒水”之称了。何光岳认为，商灭有洛氏后，曾有部分洛人被迫南迁，经今湖北襄阳而入湖南，故而今湖南境内尚存洛、渌、漉一类地名，皆同南迁骆人的分布有关。在迁徙的过程中，骆人与越人渐相融合，形成骆越。骆越移入今广西境内，约当战国时期。如果确是这么一幅历史图景的话，那么，我们对广西乃至更大范围骆越问题的考察，恐怕就需要同时联系到这一族群远古时与中原的关联性了，同时也有必要将其置于一个不断迁徙的动态过程之中，因而对相关地名的辨析范围也该更加宽广才是。
干越是百越的另一支系，春秋前后曾活动于荆楚、吴越地区，尤于今江西一带影响颇深。江西东北部的余干县，别称干越，即获名于此，县内曾有干越渡、干越亭等地名。秦始置余干县，西汉称余汗（音干）县，隋又去水改作余干。元代升县置为余干州，明复降为县。干越也可能是南迁干人与越人融汇而成，而干人的渊源同样可以溯自北方，大约起源于今山东一带。干人或有凿齿之俗，在今江苏徐州、赣榆一带可能有过停留，据说当地古有凿齿部落。因赣、干相通，赣榆的地名亦或与干越有关。今江苏扬州附近的邗，乃“干”字加“邑”旁，依汉字构建法，有“干人城邑”之意，一般以为此即南下干人所建邗国之所在。春秋时吴灭邗后，一度曾占之为都，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都是名垂史册的。此后这里也一直留有与“邗”相联的地名，隋唐起即有邗江县、邗州，今有邗江区。吴因吞灭干人的邗国，又有干吴之称。吴国的铸剑名匠干将，或即干人的后裔。何光岳认为，南迁的干人大概分成了两支，一支被吴国征调入姑苏，如干将者；另一支便是南迁今江西余干者。如此看来，江西境内凡带有与“干”同音的地名，可能都与干人或干越有所关联，诸如余干、新干、赣水（江）、赣州、赣县等。江西的简称赣，自水出，自亦作如是观。
春秋时还有夔越，也不妨一提。夔越的真实背景为何，尚存争议，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其列入百越的一支。夔越活动于今湖北西部长江沿岸秭归以至重庆的奉节一带，这大概是一个以古代夔牛为图腾或族徽的部落，西周时即形成夔国，与楚人关系密切。夔人之地，被楚人夺占后沦为附庸。楚子熊绎玄孙熊挚受封为夔子，长期居此，与夔同俗，楚成王时以之不祀先祖而攻灭之。此后，“夔”遂同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地名中便多所映现。今秭归附近有夔子城、夔沱，乃当年夔子国故址。三峡的瞿塘峡，亦作夔峡，壁立千仞的峡口则有大、小夔门之称。唐武德年间在今奉节曾置夔州，北宋置夔州路，明洪武时改夔州府，该名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与夔越地望相近的四川（包括今重庆）、湖北乃至陕西南部一带，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的地名中还常见一系列带“巴”字者，这同当地曾活跃过的古代巴人、巴国的遗痕显然有关。古族巴人最初大概源出于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长阳一带），首领廪君率族人西迁，辗转迁入清江流域及川东长江沿岸，势力渐盛，后以参与周武王伐商，受封为子爵，遂称巴子国。春秋战国时，巴国以今重庆为中心，势及今川、渝、鄂境，与东面的楚国等颇多交往。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巴，后于其地置巴郡，北周时改称巴县，地当约今重庆市巴南区。南齐时在今重庆和三峡一带，设置过范围更大的巴州，下辖数县。巴州后来屡有废复，辖境亦多变迁移徙，尤其是向四川中部地区扩展，巴州之名却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太平寰宇记》明确谓巴州“盖取古巴国以为名”。民初废巴州后，袭用了古已有之的巴中县之名，近年又改巴中市。在今重庆铜梁、合川一带的古今地名中，曾被称作巴川的县、郡、镇，确非个别，今铜梁县城，即仍称巴川镇。自东汉末年刘璋时，以今四川阆中为中心始设巴西郡，巴西郡治及其辖境在四川一带后亦有所移易，但此名一直沿用至唐。刘璋在三峡地区则还设置过巴东郡，治鱼复（今重庆奉节县东），巴东郡名也延及于隋。其时，在今湖北西部长江沿岸又始建巴东县（治今湖北巴东西北），北宋移治于今县。除了行政区划地名的“巴”以外，山水亦难免不受其影响。流经巴地的嘉陵江，古时素有巴水或巴江之称。四川、重庆北部与鄂、陕两省交界处的茫茫大山，称大巴山脉，亦名巴岭，还有小巴山，无非均得自其南的巴地之名。陕西南部另有一镇巴县，民国初年新置。因处巴山腹地，境内大小巴山横亘，置县以取镇慑、镇守或巴山重镇之意。总之，从巴郡、巴县、巴州、巴川到巴中、巴西、巴东，乃至巴水、巴江、巴河、巴山、巴岭、镇巴诸地名，林林总总，追本溯源，则无不透露出对于那个神秘的远古族群巴人和巴国的追念。
贵州古来以牂牁、夜郎而驰名，其实也都是取名于本地的古族、古国。何光岳认为，牂牁是一个古老的部落集团。该名最早见诸《管子》，或谓春秋时可能同齐人有交往，至少已为其所知。“牂”字按形“从羊”，说明该部落大约崇奉羊图腾，或当起源于西北一带。后来，牂牁人似乎辗转东迁抵今湖北西北部居留，旋因楚国势力的扩展，又进一步南迁至今湘西地区，约春秋初期再沿沅水而入贵州境内定居，大概也就有了牂牁国的名义。贵州境内大河有牂牁江（牂牁水）之称，一般以为，或指今北盘江及其下游红水河，恐系其人移居至此后而得名。牂牁人后渐消失于史，其实更可能是融入了各方迁黔的越人之中，大概还部分地参与了近代布依族、壮族的形成过程。西汉初年起，始以今贵州东部黄平、贵定一带为中心置牂牁郡，沿用颇久，隋唐时用过牂牁之名，复改牂牁县，再废。
夜郎人则属西南夷一支，战国秦汉之际分布于今贵州大部及川南、滇东、桂北一带，族源方面大约同濮越系统有关。秦汉时曾建有夜郎国，后被西汉所并。夜郎之名，渐由族名、国名转化为地名，西汉、南朝梁、唐、北宋历置夜郎县（惟治所数易，分别设于今贵州关岭、石阡、正安、湖南辰溪、芷江境内），西晋、南朝梁、唐时又置夜郎郡，迄今在贵州桐梓以北一带尚见夜郎乡、夜郎坝、夜郎驿等地名。然而更让人难忘的却是传之久远的“夜郎自大”成语，由此或可重拾那段曾经有过的黔地民族历史的旧忆。
以古代中原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汉民族，本身就是由许多不同来源的部落、人群经过长期冲突、交汇和融合之后聚合而成的庞大族体。作为其前身的周秦华夏族，便已包容着诸多族落，在他们被融入这个整体以前，往往是以部落、部落联盟、方国或封邦建国体制下的诸侯国名义载列史册的。若加一一列举，留于各处地名的例证当不可胜数，这里仅以一些当时被称作戎夷蛮狄的族落或诸侯国作例，便很具代表性了。
位处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地近或正当古代戎羌之地，地名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因子之孑遗。在历史学家眼中，戎、羌皆处中原西方，或同属汉藏语系，但又似存某种差异性。在今藏语里“戎”有“平洼之地”的涵义，戎人大概多务农，居域偏东，与中原先民关系更接近。他们在春秋时的分布范围，已更集中至今山西、陕西、河南和甘肃东部一带农区，戎人可能后多融于本地的汉族之中。而“羌”人，其汉字可拆解为“从人从羊”，可被视作从事畜牧业的牧民。羌人的活动地域大都处于位置相对偏西的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牧区，其结局则凸显了对于这些地区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日后形成过程的参与。
从历史的角度看，戎羌常常作为一个笼统的集合名词出现，比较模糊，加之内部支系繁多，名目不一，彼此的界限亦非绝然清晰，有时还难免互生交错。虽世事变迁，多有磨蚀，族名在地名中的留迹也还是可以偶尔觅获的。例如，今陕西大荔，即因春秋时地属大荔之戎居域而得名，非有他意。甘肃南部的宕昌县之名，则直接来源于魏晋南北朝活跃在这一带的宕昌羌。“宕昌羌”一名，或即“居住洞屋的羌人”之意。这一羌人部落联盟以定居畜牧为业，当时曾与西魏、北周政权屡生冲突，攻战不绝。6世纪中叶，北周发兵攻灭之。此后以其地改置宕州，再改称宕昌郡、宕昌县，几经兴废，地名一直存续至今。
历史上中原王朝与羌人的交往，颇为不少，无论和平相处还是诉诸军事征伐，当时的地名里都有一定的反映。汉武帝遣军向西征略后，西汉帝国版图扩至今青海湟水流域，宣帝时先后设置临羌县（意即“靠近羌人居住的地方”，在今湟中北多巴镇附近）、破羌县（在今乐都东南老鸦城）。唐时在与往昔宕昌羌相邻近的地方又始置有伏羌县（当今甘肃甘谷），北宋时一度改为伏羌城，元复置县，“伏羌”之名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的1928年，才改用今名甘谷。陕西南部的宁强县，情况也颇类似，其原名称宁羌。这一行政单位系明初洪武年间朝廷平定甘肃南部洮州羌乱后设置，含“羌地永宁”或“宁定羌氐”之意。初称宁羌卫，设于徽州（今甘肃徽县），后迁治于今址，成化年间改置州，1913年又废州为县。1942年，依谐音更名为宁强县，但原意已大变，由当初居高临下的民族强权意味，经于右任先生之手，改取抗战时期国人企盼的国土“安宁强固”之意。
山西的地名则有不少同诸戎有瓜葛，像娄烦、潞城、屯留、中条山、茅津渡。娄烦之名，显然得自古族楼烦（亦称楼烦胡）。春秋末年，楼烦分布在今山西宁武、苛岚一带，后活动范围虽渐西移，但族名却得存留，以地名形式辗转流传。潞城一名，来自春秋时活跃于附近的赤狄一支潞氏，该族落时与邻近的晋国交兵，最终为晋所灭。曾经附属于潞氏的另一赤狄支系留吁，其地被晋吞并后改称纯留，这是日后地名“屯留”之由来。早在西周时，山西西南部的中条山以北一带即有条戎分布，周王室出兵伐之，以败师而终。何光岳认为，条戎属东夷人方的一支。中条山之得名，恐怕不仅缘于其形貌“山狭而长”似条状，地理位置介乎太行、华岳之间，大约还包含着同条戎的这段历史因缘关系。茅津渡为黄河之畔平陆县境内的一个通往三门峡的渡口，笔者多年前曾由此坐船渡过黄河，亦因地处春秋时茅戎（又名贸戎）的活动区域内而获名。
即使位居中原的今河南省境内，亦难免受到古代非华夏民族因素的影响。例如，大约原居今甘肃西北部敦煌地区的陆浑之戎，以军功而获西周封爵。后辗转东迁，先栖留今陕西渭水以南一带，春秋时再徙居今河南境内伊水流域。晋国大军将其攻灭后，遗民逐渐融入当地华夏族。尽管如此，其影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似乎也未完全消除，而是以一种历史记忆的形式在地名中沉淀。汉代始以其名在伊水一带置陆浑县、陆浑关（俱在今河南嵩县东北）。东汉赤眉军分兵两路进征长安时，其中一路即曾取道陆浑关。陆浑县一名如同前述的伏羌那样，在历史上沿用颇久，直至五代时方予裁并。
山东古为东夷居地，不少地名自然与之相系。至今其地名中仍多有“莱”字的，例如莱州、莱阳、莱西、蓬莱、莱山、莱芜，大致同商周时期生活在今胶东半岛一带作牧的莱夷（东夷一支）及其所建的莱国有关。而同属东夷族系的郯、莒等小国，其名在山东也长久留存了下来，诸如郯城、莒县、莒南。淮河中下游一带的淮夷，属东夷的一支，西周时与周王室屡屡相抗，后被南方的楚国、吴国相继攻灭。今安徽舒城、巢湖（原巢县）、桐城、六安等地名，便是由淮夷中的群舒如舒、舒鸠、舒蓼、舒庸、巢、桐、六等国之名演变而来的。
北京一带也有一些同非汉族族名相关的地名，最著名的是近郊顺义区有村镇名高丽营，为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班师后，安置归顺唐朝的内徙高丽人将士及家属的地方。这个明显含有古代族名的地名，不想原汁原味地竟一直沿用至今，已逾1300年。高丽人，即高句丽人，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民族，曾建有地方政权，5世纪迁都平壤后，其主体移入朝鲜半岛，部分参与了后来朝鲜的民族过程。而留居辽东或远徙内地的部分高句丽人，则与鲜卑、汉等族渐相混融。顺义高丽营的上述内徙成员，当亦融入本地汉族居民。同高丽、高句丽相关的地名，还有位于江苏句容东北的高骊山，亦作句骊山。据《梁武帝舆驾东行记》称，因“传云昔高骊国女来此”而得名。
京郊及距此不远的今河北北部一带，上古时期戎人亦颇为活跃，以春秋的山戎为最。山戎又称北戎、代戎、无终（或如何光岳所谓的无终之戎）。山戎起初大体分布于今山西太原东，公元前7世纪中为晋国所败，乃徙京东今河北玉田、天津蓟县一带，以无终子国而闻世。山戎与春秋诸侯多有互相攻伐，齐桓公征山戎救燕的故事，曾名噪一时。秦汉始于今蓟县一带置无终县，沿袭多朝，迄隋唐方易为渔阳郡。但城北的无终山（在河北玉田境内）一名，却长期留存下来，此处的“无终”，自即缘起于早先山戎的一支。
东北地区的许多地名，大多出自阿尔泰语系民族。像今吉林北部的扶余县，就来自古老的扶余（亦作夫馀、凫臾）族名、国名。自渤海国、辽直至民国及1949年后，历代均曾采用此名设治，或府、或县、或市，治所屡经变迁，称谓却保留了下来。
创建清朝的满族，追溯其源，同古代东北地区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有关系。在努尔哈赤统一之前，女真人原曾散处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各地，内部存有诸多的分支、部落，部分后渐南迁，入居今吉林、辽宁一带，形成著名的两大支系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一些部落早已伴随统一战争而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其名称却仍能以地名的形式而获久存。当时曾被努尔哈赤一一攻灭的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哈达、乌拉、辉发、叶赫，至今在其故址的地名里还见遗踪。扈伦四部的先祖皆居今黑龙江流域一带，后分别迁至哈达河（今辽宁西丰、开原境内之小清河）、乌拉河（松花江）中游、辉发河（松花江上游支流，在今吉林西南部）与叶赫河（寇河支流，在今吉林四平东南）地区，“都是以其居地的水名作为部名”。值得注意的是，1600～1619年努尔哈赤相继兼并扈伦四部后，这些部落之名却依然遗存在当地的地名中。今辽宁境内还有哈达城遗迹。吉林市北永吉县境内的乌拉街镇，为扈伦四部乌拉部原址所在地，努尔哈赤灭乌拉部后，即以此为城名。清初于此设置过辖治东北各渔猎民族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迄今在当地还可觅到当年乌拉部所筑的乌拉城旧址。辉发部源出弗提卫（今黑龙江富锦）的尼玛察部，辗转南迁辉发河（古称灰扒江）后得名，在河畔扈尔奇山“筑城以居”，为部落统治中心，至今这里仍称辉发山、辉发城。叶赫部的统治中心为叶赫城，约建于明代中晚期，遗址犹存于今吉林梨树县南部。目前当地还残存着叶赫镇、叶赫乡、叶赫山、叶赫村等一系列相关地名。所以，扈伦四部的获名，先是源自南迁后所抵之地的河流，尔后当地的城名、山名乃至村、乡、镇等地名，反过来又受到这些古部落名称的影响。如此看来，族名、部落名与地名之间有时并非单向的影响，而毋宁说常常表现为一种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
女真之前的黑水，隋唐时期曾经名震一方。黑水靺鞨六部中，勃利部、铁利部之名，均于后世地名有影响。唐以勃利部之地置黑水都督府勃利州，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的伯力（俄名哈巴罗夫斯克），作为中国传统地名，迄今犹为人所熟知。铁利部，亦称铁骊、铁离，其地理位置或在渤海国时设置过铁利府的今黑龙江依兰一带。辽灭渤海国后，置东京道统辖，混同江（松花江）以北地区则采“铁骊”称谓，且在今铁力以北地区标示了“铁骊王府”字样。今黑龙江省的铁力市，原称铁骊县，1956年改为铁力县，1988年设市。虽然关于铁力地名的由来仍存不同看法，但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对黑水靺鞨铁利（骊）部的长远历史记忆，恐怕是导致该地名产生的一个难以绕避的关键点。
其实，即便是满族族名的本身，就蕴藉着颇多的内涵。满族原称满洲族，正式定名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关于“满洲”之称的来源，学界素有争议。现在一般认为，这一称谓并非始于皇太极时代，而是早在大约明代中叶即已出现，努尔哈赤时大概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过“满洲部”一类的名称。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满洲”的出典可能同《朝鲜李朝实录》中提及的名为满车、万朱、湾遮、蔓遮的部落之名相关，它们不过是“满洲”的同音异写而已。据说，蔓遮部所指之地大约位于今吉林集安市境内，附近还有相近的蔓遮岭、蔓遮川、蔓遮洞等地名。或许是出于某些重大方面的理由，努尔哈赤选择了采用蔓遮部的名称，即“满洲”，作为女真诸部统一的正式族名、国名。据考证，李朝史籍所谓的蔓遮部，从地望来说，大概相当于清史中提到的“鸭绿江部”。总之，满洲族之名，起初大概是源于一个特定女真人部落的，但后来则渐渐演变为地名，“满洲”成了被满族控制下的整个东北地区的统称，西文中亦称其为Manchuria，直至20世纪中叶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一般才不再采用该名。然而内蒙古的满洲里市地名，却还是引人瞩目的。据信，这一位于中俄边境地带的重镇之名，实出于满族族名；或为其俄语的音译，其意或即由此处开始将进入满洲人或清王朝统治的区域了。
如前所述，鄂温克族旧称索伦族，索伦之名在今东北地区内蒙古境内仍有某种孑遗。譬如，今科尔沁右翼前旗在1947年时曾一度改称过索伦县，其境内洮儿河畔至今尚有一名为索伦镇的行政机构，治今索伦村。
蒙古族是一个极具活动能力、分布地域相当广阔的游牧民族，崛起于12、13世纪，同中国北方历史上的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室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从统一的蒙古民族形成、征服中原、创建元朝的鼎盛时期，到后来重又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发展繁衍出诸多部系，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迁。清初在蒙古族地区施行的盟旗制度，并非为了再现旧时蒙古人传统的社会政治军事组织，那已不是原来单纯带有某种血缘关系痕迹的传统部落意义上的了，而是依照清王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现实需要，经过对部落的重新划分与整合之后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统治体制。然而即便如此，作为其基本单元的旗，仍或多或少地因袭着原先的部系传统，现今华北、东北、西北各省区不少盟旗的地名渊源，其实皆可上溯至历史上形成的蒙古族部落单位鄂托克（千户）和兀鲁思（万户）。
当我们的目光停留在幅员广大的内蒙古地图上时，很容易会发现科尔沁、察哈尔、鄂尔多斯这样的熟识地名，它们实际上恰恰是历史上的蒙古3大部。“科尔沁”，原意为“带弓箭的人”，该部源自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主要驻牧地俗称科尔沁草原，大抵位于哲里木盟，以及黑龙江、吉林境内。历史上科尔沁部曾出过清代咸丰年抗击英法联军的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与“科尔沁”有关的内蒙古地名不少，皇太极时曾分科尔沁右翼前、中、后3旗，左翼前、中、后3旗，迄今仍余4旗。察哈尔部为林丹汗后裔所统辖，因明代嘉靖年间徙牧辽东边外而得名，蒙语“察哈尔”，即“边”之意。后被迁至大同、宣化边外，曾编有察哈尔8旗。地名方面现今尚余察哈尔右翼前、中、右3旗。1928年起，以张家口为中心设置过察哈尔省，直至1952年裁撤。1936年还曾设察哈尔盟，至1958年撤并。鄂尔多斯部则起于明代达延汗之后，清顺治年间编有6旗，自成一盟，其驻牧地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今伊盟新撤，改称鄂尔多斯市。在地理区域上，这一带素有鄂尔多斯高原之称。
其实，内蒙古很多旗名都同早先的部落有着直接的联系。像今呼和浩特以西的土默特左、右旗，便得名于明代蒙古达延汗6万户之一的土默特部。土默特万户扯力克三子毛明暗统领之部，曰茂明安部，驻牧于今河北怀安西北一带草原，后采部名置茂明安旗，1952年与达尔罕旗合并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位于河套地区的的达拉特旗，也是得名于早先鄂尔多斯万户之下一个蒙古部落的。列居达拉特旗之南的乌审旗，源自同名部落，蒙语原意为“用网套的人”，当是对该部落人群游牧生活状态的绝好概括。
奈曼旗之名，来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古部落乃蛮部，原居蒙古西部乞儿吉思地区。在蒙语中，“奈曼”意即“八个”，谓其由八个氏族组成。它曾是古代蒙古草原上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部落，12世纪时已经使用畏兀儿文，信奉景教。其族属在学术界则存歧见，拉施特将其列入突厥语部落中，但认为其“风俗与蒙古人相似”。目前多数学者主张，乃蛮部属突厥系统，先祖或与唐代的黠戛斯有关。唐武宗时迁居阿尔泰山后，改称“乃蛮”，11、12世纪之交一度形成乃蛮国。乃蛮后与成吉思汗争雄，兵败被蒙古兼并，渐趋融合。后来，奈曼部落移属东蒙古，部名始转化为地名。
与奈曼旗相邻的还有敖汉旗，“敖汉”在蒙语里意为“长子”，系成吉思汗18世孙贝玛土谢图的长子岱青杜楞所部的名号，今旗以部名。与奈曼、敖汉同为察哈尔八部之一的克什克腾部，其名在蒙语中原意即“扈卫兵”，历史上曾为达延汗后裔所部。清初置旗时，旗以部名，亦即今锡林郭勒盟的克什克腾旗。
位于赤峰西南的喀喇沁旗，也是如此。“喀喇沁”，蒙语意为“保卫”或“看守”，由兀良哈部后裔统领，旗名出自部落。成吉思汗弟铁木哥斡赤什后裔所统部落有名为翁牛特部者，“翁牛特”系“神圣”或“诸王”之意，牧地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南一带，后形成翁牛特旗。而成吉思汗后裔库克齐图则号其所领部落为苏尼特部，“苏尼特”一名原意为“夜”。据说可能是因其先祖自外蒙古迁徙而来时日行夜宿之故。该名后来渐至发展出今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右旗。成吉思汗后裔苏巴海称其所部为巴林部，蒙语“巴林”系“军寨”之意，明嘉靖年间由外蒙古南迁内蒙古，清顺治年间在其驻牧地编旗，今锡林郭勒盟的巴林左旗、右旗即源此。其东的阿鲁科尔沁旗，亦出自蒙古族的同名部落，蒙语原意为“北部带弓箭的人”。后金天聪年间以此分设阿鲁科尔沁左、右翼2旗，旋合1旗。同属锡林郭勒盟的东、西乌珠穆沁旗，其名出于成吉思汗后裔翁衮都喇尔所领之乌珠穆沁部。
哲里木盟的扎鲁特旗，蒙语为“仆人”，出自成吉思汗家族仆人。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的后裔以此名其所部，后金时又以扎鲁特部名而置旗。
嫩江流域的札赉特旗，也是出自部落之名，其先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所统领，由呼伦贝尔迁往嫩江流域游牧。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得名于四子部落，意即“四位贵族统辖的区域”，其渊源可追至哈布图哈萨尔后裔脑音岱的四个儿子。他们也是原居呼伦贝尔草原的，后因连年战争而徙居于此。哈布图哈萨尔后裔布尔海始称其所部为乌喇特部，清初编为3旗，此即位于今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前、中、后3旗之名的由来。同样源自哈布图哈萨尔后裔、并驻牧于嫩江沿岸草原的蒙古族杜尔伯特氏，在12世纪发展为部落，在其活动区域后来逐渐形成了今黑龙江省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而吉林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则得名于哈布图哈萨尔后裔的另一支，发展为郭尔罗斯部。蒙语“郭尔罗斯”，意即“江湖”，这同该部所居牧地嫩江、松花江汇流处西岸湿地广布的地貌环境则大致相合。散布于呼伦贝尔草原西端的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右旗，又都同蒙古族的巴尔虎部之名相系，系以迁入该地时间之先后而区隔出新、陈之谓的。
蒙古族先世的蒙兀室韦，为唐时东北古族室韦人的一支，活跃于望建河（今中俄边境额尔古纳河）一带。室韦之名，意即“森林”，蒙古族先民的一部分当时即曾生活于此间的森林中。随着后来蒙古族的兴起，室韦作为族名，早已消失于历史，但在今内蒙古东北端呼伦贝尔盟境内仍不时以地名的形式现身。清末光绪年间于此设过室韦直隶厅。1920～1933年间又一度置有室韦县。现今该地依旧还有室韦镇（属根河市辖），位于额尔古纳河畔，与俄罗斯隔水相望。
内蒙古西部又有阿拉善盟、阿拉善左、右旗等地名。“阿拉善”一名，一说为突厥语“骏马”之意；亦说系其东所依的贺兰山之转音，而贺兰则系匈奴人一部落名。从这一意义上说，阿拉善盟、旗之名出自贺兰山，并可溯自贺兰部落的。而宁夏又有以山名地的贺兰县。
若将视线移至更西方面的青藏高原后，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些地名与世居该地的藏族部落之间类似的渊源关系，仅青海境内就很值得注意。例如青海湖之北的刚察县，便来自曾在此驻牧、名为刚察的藏族部落。位于黄河南岸的尖扎县，亦因本地河滩为藏族尖扎部落的驻牧地而得名。青海南部的两大藏族自治州——玉树、果洛，其地名也都分别源自当地著名的藏族部落名。“玉树”在藏语中系“遗址”之意，原出自藏族玉树部落，相传为其第一代头人的创建部落之地，即史诗中格萨尔王之妃朱姆的诞生地，颇具不凡的涵义。隋唐典籍所提及的“女国”、“东女国”和“苏毗女王”，或即指玉树一带的早期国家组织。这里后渐设置有玉树县、玉树州。隔着巴彦喀拉山脉，其东北麓便是果洛州。“果洛”意即“反败为胜的英雄”，起初也是源自一个藏族部落之名，后遂演变为当地藏族诸部的统称以及地域的称谓。玉树州下辖的囊谦、称多县，是地名源于部落名的又一例证。“囊谦”为藏语“囊伦钦布”的异音，意为“内地大相”，也是部落名。囊谦位居著名的玉树廿五族之首，据说曾与南宋王朝确立领属关系，元代接受“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在行政及宗教事务方面的辖理，1933年从玉树析置出一个单独的囊谦县。“称多”原意即“万人聚会”。元代帝师八思巴至此传经，有众多信徒聚留于此，渐成若干部落，其中之一取名“称多”，以纪念历史上的那次会聚，后置县命名时便因袭了该部落之名。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南县城茫拉镇，原名作茫拉哇，相传此地的先民是原由西藏迁来的茫拉哇部落人，在此定居后，沿用原部落名称作为本地地名，久之，为便利起见，末尾的“哇”字被省略了。
综上所述，中国地名直接取自民族或部落名称的事例，也还是为数不少。当今的中国地名，与欧洲相比，似乎并无一目了然的族称色彩，即各国国名大都源自同民族之名，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业已消亡的族落之名上，所以往往须从历史的角度着眼，详加甄辨，方可获识。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无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的地名心理，为地方命名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着眼点，却常常是相近的，都对居于斯、长于斯的居民的族属背景给予过相当的观照，并从中有所汲取。
地名素有“历史的百科全书”之谓，内中确实蕴藉着太多富有意义的历史文化信息，颇堪深入挖掘。中国有居于优势地位的汉语地名，在曾有少数民族进入而今汉族居主流的地方，也还能寻觅到略呈异样的历史遗踪。而那些显而易见的非汉语地名，则大都广泛散布于东北、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这同今天汉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居域范围大体吻合。
欧洲与中国面积相仿，同样历史悠久、民族繁多，却包含着诸多民族国家，政治上多元，文化上亦各具特色；而中国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在人口和文化构成中占有显要的突出地位，因此中国的地名形式中便凸显着汉语的强烈影响，即便是一些原先的少数民族语言背景的地名，也往往经过了汉语的过滤和雅化处理。
从中国全境来看，直接源于现代族名的地名不多，而隐匿在底层文化中、与古代族落有关的地名则相对较多，恐怕这是因为汉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和发育的起始点（若从秦汉起算）远比欧洲各近代民族的形成（大约在14、15世纪前后）来得早。自汉晋以来，汉民族有过若干次规模宏大、裹挟着众多人口的迁移运动。这种广泛的长途流迁，事实上冲破了以往不同地域间闭塞隔绝的状态，推进了周边人群及各种地域文化的交会融通，在长期整合、演化的过程中，早已风卷残云般地将诸多的时代旧痕扫荡以尽了，以致国中族落特征、族落意识渐趋淡化。因而，当着近代欧洲正在雨后春笋般地衍生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民族国家来的时候，中国却早已在汉民族优势文化的引领下大步趋归一统，这样一来，中国地名中的族名残余不是陈迹斑驳、晦涩不明，便是早已悄然流逝、难觅其踪了。
（因篇幅有限，相关注释请参考原文）作者：沈坚
来源：《史林》2006 年第 4 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袁云
校对：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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