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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古代历史地名续考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09-24 阅读:1309 次

来源: 江西地名研究

内容提要:辽圣宗一朝所设长春州,其治所为今前郭八郎的塔虎城,不仅有历代先贤论断,也符合辽帝捺钵与镇抚女真所需的地理位置;从江河汇流、湖泽遍布、草场优渥等诸多角度看,符合资源条件;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所涉关系来看,从治所与辖地、长春州与宁江州的关系等来看,都符合逻辑。来流水最重要之处在于,在金起兵前夜,已成为女真的半壁江山;出河店的所在须重新认定:临白江、滨混同江、东与宁江州对垒,就一定是松嫩汇流夹角的南侧,今伯都讷古城西南,而不应该在东流松花江以北地区。


关键词:松原 辽金 长春州 来流水


考察松原古代地理,认定与之相关的古代地名,是地方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历史断代、某一地方,也绝不会仅仅以历史典籍为唯一来源,且这方面研究自会见仁见智。本文只是希望引起方家、同道、社会的关注,进而促进研究的深化。当然,从已知的典籍、文献,以及迄今为止已经发掘、认定的历史遗迹来看,今松原地区,有确切记载和经过证明的,自辽代开始,才建立稳定、系统的州县两级地方政权,及其军政合璧的治理结构;才建立、建设州及与州相配套的城邦都邑;才开始明确作为捺钵地与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凡此等等,说明对辽金断代历史地理与历史地名的研究,几乎是自松原地区有人类活动以来,带有起点价值的研究。同时,到了辽代,即十至十二世纪,与辽并存中华的南方政权北宋,已经处于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澶渊之盟之后,辽宋之间交流、影响加深,宋代的农耕文化、治理文化成为辽代迅速实现封建化的摹本。而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辽的中后一百余年,亦即松原地区城市开发与耕作制度开启之后。综上考量,均支持对辽金历史地理、地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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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地区在古代地图上没有发现确切的边界。其西为泰州,其北为室韦,其东为生女真,其南为黄龙府。这一地区,海拔120米—140米之间,年降水450毫米左右,处在干旱与半干旱的边缘,最为凸显的是北方稀缺的水资源。其一,北流松花江、南来的嫩江在今前郭北部的平凤乡交汇,形成东流松花江。北流松花江,日伪时期被称作第二松花江,沿用至今;东流松花江,被国家水利部门称作第一松花江、松花江干流,地图标作松花江。此三江,在辽代,分别被称为混同江 (北、东两条松花江)、鸭子河 (特指北流松花江)、纳水(嫩江),是当时辽帝钓鱼之地。其中,东流松花江,应该是辽与女真的界河。其宁江州一侧,一直绵延到拉林河的交汇口。其二,霍林河、洮儿河南流一脉的沤河 (民国时的称谓),在查干湖汇流,之后流入松嫩汇流地,进入东流松花江。沤河,由于降比低,水势和缓,大水漫溢,几于湖泽,其河道宽泛,周边串接大小不等的泡沼,蒲苇丛生,雁鸭翔集,既适于钓鱼,又适合猎雁。在辽代,霍林河作浑河,洮儿河谓长春河。其三,查干湖,以其规模及生态条件,是辽帝猎雁之地。查干湖当时作鱼儿泺,宋人作大水泊。其四,拉林河,辽金时称为来流水、涞流河。拉林河中下游,是完颜部女真的发祥地。世宗、穆宗在来流水活动的事迹见诸于典籍。《金史·世纪》:康宗去世后,太祖完颜阿骨打与撒改分治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流域,由撒改统之。而撒改,又以善稼穑享誉女真。后又因统治来流水之故,被追封金源郡王。这时,已进入金起兵的前夜。说明当时来流水一带所富集的人口、资源,几于生女真部落的半数左右。且尤以农耕见长,处在女真率先发展的区域。最后,来流水成为金起兵的圣地。这除了女真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外,或多或少与其接受契丹的先进文化有关,从而印证了边际理论的正确性。


古代松原的另一重要资源禀赋是广袤的草场。从有文献记载以来的情况看,至少在辽以前,松原地区仍处在渔猎社会的发展阶段,为契丹的二十部族牧地之一,是契丹故地。作为冲积平原,松原以其肥沃的土壤、相对支撑的降雨与上游河流的补水,植被主要是草类,兼有一些原始林、沼泽、水面。这一生态现象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期。


自然地理是经济地理的基石。松原的水资源,绝不仅仅在于数量的优势,而在于其区域的比较优势与独特性。以水资源而言,从大的板块来看,东北内蒙四省区,来自兴安岭和长白山的四条江河从不同方向在此交汇,是松花江流域中的重要枢纽。确保了即便是来自某方面流域出现旱情,还会有其他河流的注入。江河汇集,不仅为草原湿地输送了丰沛的水资源,还带来上游的有机质、矿化物,是湖泊、草场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江河又是鱼类赖以生存的条件。特别是契丹作为圣物的牛鱼,就曾经是北流、东流松花江的特产鱼。一直到清代至民初,北流松花江的前郭锡伯屯、前郭宁江所夹的江心岛,均有鳇鱼圈;锡伯屯设有鳇鱼差,宁江有鳇鱼贡的民间传说。其中,锡伯屯东侧,直到松原建市前,尚有一个名为“圈河”的河,河的东侧与北流松花江贯通,分析应为当年鳇鱼夏季捕捞后存放之地。在渔猎社会,江河湖泊是宝贵的水产类食物来源。以草原湿地而言,草场是契丹游牧民族蓄养战马、牛羊不可或缺的依托。契丹民族一直保留的“四时捺钵”、“放马入澱”等习俗,均与草场的支撑能力构成关系。




在古代,江河之谷,历来又是浑然天成的交通通道,不论水路还是陆路。因为在人类还没有今天对交通的认识、交通的能力时,河流流向对地势的自然选择,等于是给人们在指路。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水上运输,以及进入漫长冬季后,冰面所形成的平滑通道,均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州城之设,皇帝四时捺钵等活动,对交通的要求及交通条件的改善,都是良性促进。


自然地理又是军事地理的基础。河流作为天堑,成为部落、邦国间的边界。城邦建设、边堡之设、榷场之设等,盖源于此。


到了金代,长春州更名为泰州,承安三年在长春县复置。境内有挞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境内设有边堡十九。辖旧泰州更名的金安县。在金时,江河湖泽仍是区域优势所在。其中的挞鲁古河,为今洮儿河;鸭子河为松花江统称;别里不泉为今前郭境内的龙坑泉,松原城区生活用水的水源地。另一方面,金代辽后,宁江州应该分属于会宁府的会宁倚、肇州,以及隆州的利涉倚等地。会宁倚的辖区包括按出虎河、长白山等地,混同江、涞流河、得胜陀等,均在会宁倚境内;肇州,即旧出河店,应主要辖宁江州临东流、北流松花江一带。利涉,以收国元年八月太祖率军白马涉江得名。有混同江、涞流河。所辖镇有混同馆,当处在北流松花江农安以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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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松原的历史地名,几乎都是源于一个水字,或为流水的江河,抑或为止水的泺淀。其中已经破解,也是最重要的,主要有长春州、宁江州、混同江、鱼儿泺 (大水泊)、长春河、中会川(韶阳川)、山榆淀、出河店、斡论泺、达鲁古城、得胜陀等,当为研究的重点。


长春州   关于长春州,《辽史·地理一》记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经过推敲,这段记载有两处是错误的。一是长春州建州时间要早于兴宗八年。因为在《辽史·圣宗本纪》中记载,“太平二年三月甲戌,如长春州”。由此可见,长春州应建在圣宗朝,而非兴宗朝。最晚应建于辽圣宗太平二年 (1022),二是长春州不仅仅只是隶属兴宗帝的延庆宫,后来还隶属天祚帝的永昌宫。《辽史·营卫上》载:窝笃盌斡鲁朵,兴宗置。是为延庆宫。孽息曰窝笃盌。州三:饶、长春、泰。”到了天祚帝朝,长春州又再次成为辅佐天子的宫卫州。《辽 史·营卫上》载:阿鲁盌斡鲁朵,天祚帝置。是为永昌宫。辅祐曰阿鲁盌。以诸斡鲁朵御前承应人,春、宣州户置。”长春州之所以建立,并两次荣膺宫卫州,都是由于其作为春捺钵的大本营。其所以成为节度州,为节度宁江州、泰州的州上之州,也是由于服从春捺钵之需。长春州当时是吉林境内最大的军事基地,驻有常备军“韶阳军”,加上“县丁四千”,为当时松花江流域最大的军事重镇。长春州还是当时的区域金融中心,兴宗二十二年闰七月癸巳,长春州置钱帛司。《辽史·兴宗本纪》《辽史·食货上、 下》《辽史·百官四》《辽史·大公鼎传》《契丹国志·州县载记》等,都记载了此事,但除了百官志和州县载记言及长春路,都只提到长春州,而没有提及另外的辽西、平州两路。说明其地位更为重要。长春州是契丹的重要粮食产地,置有“和籴仓”。《辽史·食货》载,道宗初年,春州“斗粟六钱”。说明长春州的农业十分发达,所以才有州城被女真攻陷后,被缴获犁具几千付。——与在长春州部署重兵,与从千里之外的燕蓟一带迁入两千犯罪者等目的一样,长春州的设立,应该主要都是服务于捺钵、宫卫之需。因为在兴宗朝,至少有八年,兴宗的冬捺钵,是在中会川,即东北组的混同江行宫完成;另有八年的春捺钵,在东北组迟滞到夏秋季。长春州置有“长春宫”。《辽史拾遗》卷七载:“孙承泽北平古今记曰,辽有二长春宫,一在南京,一在长春州。若统和五年三月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十二年三月如长春宫观牡丹,十七年如长春宫,则非南京之长春宫。”分析圣宗的长春宫之幸,计有六次,均发生在统和年间,分别为统和五年、七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前五次应在南京,而第六次,即统和十七年正月的长春宫之幸,则应在长春州。因为上年的九月为“东幸”,十月及整个的冬捺钵,均驻跸得胜口。东幸,在辽初,一般在黄龙府,今农安;后期则专指东北组编成的查干湖周边。而得胜口则在今扶余拉林河一带。认定是年“长春宫”在长春州很重要。说明早在统和年间,圣宗时期就已经存在长春州。这比太平二年的长春州之幸,要早二十四五年。从《辽史·百官二》《契丹国志·州县载记》所记看,长春州之设,重要的还是要控制正在兴起的女真、室韦。这也许正是春捺钵编组地之所以选择该地的真正玄机。正是其上述无以替代的地位,才使其成为帝王的行宫,国家流动的政治中心。


认定长春州在今松原境,在松嫩汇流地,在东北组中心地带的查干湖畔,即塔虎城,主要的近、现代学者为曹廷杰、王国维、金毓黼、李健才、杨中华。这些学者在考古发现及典籍整理中,从地邻鸭子河及鸭子河泺,塔虎城节度州规模,与宁江州、泰 州、黄龙府的地理关系,以及重要历史事件联系等角度加以考察论证。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十八》中说:“陀喇河即他鲁河,亦即挞鲁古河;他虎城即挞鲁噶城,亦即辽之长春州韶阳军治,金复置之泰州昌德军长春县治所也。……故曰陀喇河即挞鲁河,他虎城即长春州也。”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五中说:“考鸭子河泊即今松花江西之科尔布察罕泊;其西南三十五里,即辽长春州、金长春县之所在,承安三年置新泰州于此。”这里所说的松花江,应指北流松花江;科布尔察罕泊,当是今查干湖;长春州、长春县、新泰州等,即今塔虎城。金毓黼在王国维考察基础上认为:“如依王氏所考,在长春州之鸭子河 (泊),为今科布尔察罕泊,则在其境内之挞鲁古城,亦必去长春州不远。挞鲁一作他虎,为洮儿之对音,挞鲁古城即今洮儿河之他虎城,谓辽之长春州、金之新泰州置于是地,无不可也。”李健才在比对上述考察,并《奉天通志》及日本学者松井、津田左右吉等研究成果之后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笔者认为前郭县他虎城即辽长春州、金新泰州的州治所在。”其主要依据是他虎城附近有松花江、查干湖等河流湖泊的存在。“他虎城附近的河流湖泊和文献记载辽代长春州境内的河流湖泊相符。……辽长春州是皇帝春猎之地,搞清这些河流湖泊的位置,长春州治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还说:“今松嫩两江和洮儿河下游交汇处,湖泊众多,其中最大的为查干泡,周长约二百多里,这里至今仍为雁鸭生育之处。因此,大水泊当即今查干泡,其东的鸭子河当指今第一松花江。因为第二松花江已肯定为混同江;而嫩江在查干泡西北,不合大水泊之东的记载。”我觉得,除上述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外,一是要注意到长春州与其他另外东北组编组地的关系,因为百余年的辽帝春水之趋,多数都是在编组中完成的,只有少数情况下才只在某一地完成;二是要从松花江流域中段,即北流松花江进入东流松花江之前的整个水文关系,以及由春正月至春三月天气渐暖的时序,来考察辽帝春水之趋中对江河湖泽的考量与选择。因为东北组的春捺钵编组中,是着眼于江、河、湖、城,以及军营的驻扎地的大盘考虑的;三是要把春捺钵与镇抚女真、室韦的使命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东北组驻跸地与女真部落的地邻关系的认识;四是要把金初的政权与州城建与辽代的继承关系设联系起来。从地方政权建设角度,长春州在金初的天德二年 (1150) 降为县,隶属肇州,承安三年 (1198) 在长春县基础上更名为泰州,史称新泰州,旧泰州降为金安县,为新泰州所辖,境内有挞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户三千五百四。挞鲁古河,为今洮儿河;鸭子河,当为今北流松花江;别里不泉,应为今前郭境内的龙坑,现为松原城南的市民饮用水水源地。从其建制沿革来看,到了金初,长春州仍列为京畿的拱卫之地;后作为边防城,境内设有边堡十九处, “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备边”;无水草之地,由官为建屋,放良人守戍,“每家官为构室一椽以处之”。从城邦建设角度,在辽圣宗最初作为春捺钵地时(太平二年,1022),很有可能只是建设了“汉城”,作为所徙燕蓟罪犯的栖身之所。到了兴宗重熙八年 (1039),作为兴宗的宫卫州,要在春、夏、冬三季承担接待任务,有过一次大的重建,或是改扩建活动。后来,虽然历经金起兵所燃战火洗礼,历经近二百年风雨销蚀,到了新泰州组建时,其城邦不可能完全损毁、废弃,仍应该是新泰州的州治所在。近些年,有学者因在塔虎城遗址定点发掘时只是出土金代文物,而判断该城可能是金代所建,这样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联系近代的地方政权建设,今前郭境内,州一级的建制只出现过长春州、新泰州,即今塔虎城。从辽金两朝的人口变化来看,辽时,长春州的长春县有户两千,有兵丁四千;泰州所辖两县,仅兴国县记有户七百,兵丁一千四百;金朝的新泰州,等于是春、泰两州相加,且已到了一百八十年后,户口只有三千五百四。以金代的管理智慧和民力依托,不会、也没有必要完全废弃一个城市,另外再造一个新城。即便是废弃了旧城,今天也一定会有遗址存在。所以,从逻辑上推断,塔虎城既然可以判定为金代的州一级城市,就一定是新泰州,同时也应该就是原辽代长春州治所塔虎城基础上继承、完善的。


来流水,即今拉林河。《金史》和其他一些典籍中多次出现来流水的记载:辽道宗咸雍八年,五国部谢野叛辽,鹰路不通,景祖讨伐。击溃谢野,乃旋师。即往见辽边将达鲁骨,自己当面陈说打败谢野的军功。“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疾作而复,卒于家。”这段记载,来流水,应该是会见辽边将达鲁骨的途中,或者是辽边将达鲁骨所居之处,抑或是二人相约的会见地点。本打算在来流水会晤辽边将达鲁骨,因疾病复发而折回家中。腊醅、麻产侵掠野居女直,略来流水牧马。被世祖讨伐,麻产遁去,腊醅被擒,献之于辽,后来又向辽要回前后所献罪人。从这段记载看,涞流河一带,是女真放牧之地,亦是金世祖所居、所辖和实际控制的地区。所以其处理内部滋扰活动的行为,得到辽的认可、支持。




穆宗攻取阿疏城,阿疏向辽告状,辽派节度使乙烈调处。“穆宗至来流水兴和村,见乙烈。”后来,最终穆宗以帮助辽打通鹰路为由,设计搪塞掉辽的使节。这段记载,在来流水会见辽使节,与前述景祖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相比,具体地点更为详细,是在兴和村。说明来流水一带,应该设有女真和辽交往的固定地点。兴和村或就是这样的地点。因为女真当时与契丹一样,还没有完全脱胎于游牧阶段,而作为人类定居存在的村落邑,是荒蛮草原上易于找寻的永久性标志物。兴和村,名字中有个“和”字,含有对双边关系祈盼之意,应该只适合于边境村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加上第一条所述,两次把来流水与鹰路连接在一起,说明来流水既临近辽与女真的边界,又是女真界内去往鹰路的起点。


在金起兵前夜,“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这段记载很重要。说明来流水既为女真的本部、实际控制地区,符合举义之前保密的要求,又因濒临辽与女真边界,便于兵力在举义之前集结,为女真诸部所熟知。《大金得胜陀颂碑并序》中,也 有“太祖率军渡来流水,命诸路军毕会”的描述。说明,这次得胜陀举义,是从来流水的北岸渡河,在南岸的得胜陀集结。来流河的北岸,应该是女真嫡系本部主要活动的范围。


《金史·撒改传》:“康宗没,太祖称都勃极烈,与撒改分治诸都,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还说撒改好稼穑,大定三年改赠金源郡王。在《金史·世纪》中,来流水的出现,总是与完颜部的领袖连在一起,说明来流水流域是女真酋长的主要活动地区,亦是世纪期间女真与辽交流交往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但在“撒改传”的这段记载中,又出现了将来流水赋予宰相撒改统辖的情况。一则说明,到了太祖执政时期,来流水流域已经成为女真统治范围内最重要的两个地区之一;再则说明,到了太祖阿骨打执政时期,女真内部号令统一,阿骨打嫡系的统治地位日益稳固,阿骨打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其他地区,而不是自己的本部;三则说明,来流水流域由于地邻契丹民族,受其影响,较早从事耕作制度,是女真的粮食主产区,所以才任命擅长稼穑的宰相管辖。还有,撒改之所以在去世四十多年后,又在大定年间被翻出旧账,改封金源郡王,在于其曾经统辖来流水人民。加上拉林河得胜陀誓师起兵反辽的事件,可以肯定地说,来流水流域才是真正狭义上的“金源故里、肇基之地”。


《金史·太祖》十月克宁江州后,“次来流城,以俘获赐将士”。《吉林通志·舆地志》:“来流城,金太祖十月朔,克宁江州,次来流城。涞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来流城即在宁江州西。”这两书所记,来流水流域,还存在着来流城。


李健才先生考证,刺离水,即今拉林河。1115年在刺离水发生了女真攻克由天祚帝亲征的第三次重大胜利。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来流水,即今拉林河,是女真,特别是其嫡系领袖人物的早期活动地域,所以才难能可贵的在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中得到记载。文献记载始于辽道宗咸雍八年 (1072),距拉林河得胜陀起兵反辽的辽天祚帝天庆四年 (1114),中间绵延了42年。期间,经历了景祖、世祖、穆宗、康宗、太祖五世。其厉兵秣马、积蓄能量,以求一逞的反辽之志,一以贯之,其主要事件多发生在来流水流域。除康宗外,其他四位酋长都有与来流水有关的记载。这说明,来流水流域,既是真正的女真嫡系酋长的生活战斗的根据地、大本营,完全可担“金源故里”之 名;又是女真的福地、圣地。来流水聚义、起兵,一战而确定胜势,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肇基之地”。第二,来流水流域,是女真与契丹交流、交往的主要邦交区域,双方的主要接触、较量、摩擦事件,多发生在来流水流域,契丹人几乎均取败势。在这一过程中,涞流河是毋庸置疑的两个民族此消彼长的见证地。而其中的兴和村,应该有双方开展邦交活动的会所;第三,来流河流域,以其地临女真,耕地和水资源富集,受契丹影响,较早接受农耕文化,承载人户能力应该强于他地,是女真的主要人口集居地、主要的粮食产区。正因为如此,来流水流域才成就其女真领地中,二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战略地位;第四,来流河流域,由于其处在契丹和女真两个民族交流交往的边际,使之成为女真向契丹边境城市宁江州学习农耕文化、城邦文明的先锐,在榷场开展贸易活动的主体,在军事等方面对峙的防线。也是连接契丹通往五国城索取海东青“鹰路”的枢纽,是女真本部鹰路的起点。


出河店,应该是河口、渡口之意。贾敬颜先生在《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三十二》中说:“肇州初名出河店。顾名思义,出河店的得名,所出之河必为鸭子河。肇州距鸭子河只有五里。”关于出河店,典籍记载的比较多。主要由于出河店所发生的战役,使女真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契丹人认为不可敌的数量——万人,而且出河店战役之后,整个反辽战争已经开始进入决战阶段。


《金史·太祖》,“十一月,辽都统萧糺里、副都统挞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太祖自将击之。未至鸭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枕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黎时及河,辽兵方坏凌道,选壮士十辈击走之。大军继进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逐至斡论泺,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燕犒弥日。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金史》中这段话,先将辽军会于鸭子河北作了交待。仔细分析,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里所说的“鸭子河北”有误,应该是东流松花江以南,宁江州附近。在同一战役中,只有在鸭子河的南岸先与辽军接战,才能与后来的“逐至斡论泺”紧密相连。否则,逐至斡论泺,则必先渡江,阿骨打就会在渡江时歼灭辽军主力,而不必在追逐到斡论泺。另外一种可能,是作者在叙述整个战役过程中,在“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之前,省略了辽军自鸭子河北,向鸭子河南渡江的过程。可能是辽军南渡之后刚刚在破坏凌道,就被女真所偷袭。因为这里所出现的出河店,既有可能在鸭子河北,联系后来追逐辽兵到斡论泺,更有可能在鸭子河南。况且从当时大的军事版图来分析,女真的摧枯拉朽行动,或有时班师,或亦南亦北突进,但总得应该是以女真的本部,即来流水以东、混同江(东流松花江) 以北作为根据地和大本营的。出河店战役的发生,起源于辽军对女真的征缴行动。在此之前的十月,刚刚发生的攻克宁江州战役后,女真的军队有“师还”在先。就是说,阿骨打当时正驻扎在自己的大本营进行补给和休整。如果辽军在这种情况下驻扎在鸭子河北 (混同江、东流松花江),就等于是涉险深入女真领地。在考察出河店战役时,特别是要注意到其特定的地理条件:即松嫩汇流后,所形成的两个夹角。在东流松花江以北,形成嫩江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在南,出现北流松花江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如果讨伐阿骨打的辽军是从泰州、长春州、上京调集,进入嫩江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就会面临需要相继渡过嫩江与松花江两条江的困难,而且会使自己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向拉林河东岸的阿骨打大本营机动,路途也很远。而无论是从北、西、南哪一方面出兵,都应该进入北流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即松花江大甩湾处。


《辽史·天祚一》:“……引军屯出河店。两军对垒,女直军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辽史》中的这段记载,由于没有详尽的方位参照,故没有更深的研究价值。


《大金国志·卷之一》:“天祚再以萧嗣先帅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临白江,与宁江州对垒。女真潜渡混同江,掩击之,嗣先兵溃……”《契丹国志·卷十》中,有更为细致的记载:“……屯出河店,临白江,与宁江女真对垒……是月,女真潜渡混同江,掩其不备,未阵击之。嗣先军溃。”这是两段对出河店方位最为详细的记载。贾敬颜先生曾对《契丹国志》《金史》中,白江、白水与曲江的有关记载表示过困惑。但 是,当我们具体分析当地特殊地理条件后,这种困惑就迎刃而解了。临白江,白江,或白水,即北流松花江,以其江水的颜色得名。张博泉先生考证:“金初称今北流松花江为白水,《金史》卷二‘太祖纪’收国元年正月,上率兵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庚 子,进师,有火光正圆,自空而坠。上曰:此祥征,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从宁江州西进师,酹白水而拜之,白水即松花江。”潜渡,即偷渡。混同江,混同江在同一段记载中区别白江,就一定是东流松花江。东流松花江源于北流松花江与嫩江汇流。汇 流,即将松嫩两江之水,包括水的颜色混合在一起。汇流后,江水已不再是白色。《大金国志》的与宁江州对垒,当是辽军处在伯都讷古城与北流松花江之间,加之被攻克的宁江州已不在契丹的控制之下。所以,《契丹国志》“与宁江女真对垒”中女真二字的记载才更为重要。说明萧嗣先自以为所面临的强敌只有正面的宁江女真,而实际上,处在侧翼的混同江北岸,阿骨打才是女真的主力部队。掩击之,应当是从后面或侧翼包抄的意思。综合起来看,在事先的排兵布阵时,辽军与已经被阿骨打攻陷并占领的宁江女真对垒,靠近北流松花江扎寨,决心背水一战,而对于混同江对岸的阿骨打主力部队毫无防备。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抓住战机,乘夜色急行军,在辽军毫无戒备情况下偷渡东流松花江,从侧翼和后面包抄了萧嗣先的营寨,使得萧嗣先腹背受敌。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的同一战役,出现了白江、混同江两条江河的记载,这样的地理条件就应该是松花江的大甩湾处,即北流松花江与嫩江汇流后,形成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处。这一汇流地与夹角处,又作“曲江”。




景方昶指出:“考肇州故城在今伯都讷城南,旧名出河店,今名珠赫城。”又说:“出河店在宁江州之南,即今伯都讷之珠赫城。金置肇州于此。满洲源流考谓肇州在拉林河之东,甚误。是肇州在伯都讷南之铁证。”这两段记载,言之凿凿,指明出河店在伯都讷之南、宁江州之南。特别是后者,直接否定了其在拉林河之东的说法,足以证明,判断出河店所在位置,一则不能以今天肇源县治所在为参照;二则要考虑到肇州之设,是发生在灭辽兴金的改朝换代之后,其时宁江州已不复存在;三则要基于松嫩汇流,以及汇流地曲江的特殊河道走向,从三岔口、两江合一的角度,来判断史书中对金太祖潜渡混同江、萧嗣先临白江的具体方位。


《金史·讫石烈德传》:贞祐二年,迁肇州防御使。是岁,肇州升为武兴军节度,德为节度使宣抚司都提控。肇州围急,食且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鸭子河,贾敬颜先生认为,狭义的鸭子河,即北流松花江。”杨中华先生考察这段话后认为,此鸭子河,系北流松花江,“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筑甬道导濠水属之河……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围乃解”。这一段记载更有说服力之处在于,明确地标出了出河店与北流松花江的距离,只有五里之遥。出河店距北流松花江只有五里,最直接地否定了其在东流松花江北岸的推测。因为如果出河店是在东流松花江的北侧,根本就不能与北流松花江直接沟通。而这一方位正符合其与宁江女真对垒,在宁江州之南,位于曲江夹角内的 推断与描述。


杨中华《金代肇州考》中,引民国二年的《肇州志略》记载:“惟考,所谓金世肇州者,以拉林河为右卫,以伯都讷为犄角,其势适与今合……”分析《肇州志略》的这段话,肇州,即出河店,与拉林河、伯都讷在地理上构成三角关系:其东南为拉林河,东北伯都讷。在考察出河店时,还要考虑到肇州之设,实际上是为纪念金起兵反辽树碑立传,所 以,一定要与拉林河、得胜陀、出河店战役存在联系。而这种联系,站在拉林河的角度,至少要在拉林河以西,即誓师之地的得胜陀方向,至少不会退回到拉林河以东;而站在出河店战役角度,至少不会发生在太祖南渡混同江之先,至少不会发生在出河店战役完胜之前。而且,退一步想,阿骨打潜渡混同江,就应该自女真的大本营——东流松花江的北岸出发;萧嗣先征讨阿骨打,也不会冒险驻扎在女真的控制区域。而且,当是时,阿骨打兵锋正锐,席卷松江流域,东流松花江本就不是契丹控制区,辽军就更没有理由冒险深入。况且,出河店之役,兵败之后,溃兵被逐至斡论泺,期间没有渡江的描述,说明出河店至斡论泺,是在北流松花江的东岸,一鼓作气地自北向南机动。


综合以上各种记载和表述,可以促使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出河店在伯都讷之南。而已经被考古确定的伯都讷古城遗址,又在东流松花江以南。这说明出河店不仅不在东流松花江以北,甚至比伯都讷距离东流松花江更远。第二,出河店的出现,与两条江水为邻,既临白江,与宁江州对垒,又靠近混同江。《大金国志》中,在记述同一战役、同一战场时刻意对两条江河的称谓加以区别,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只能是松花江大甩湾处。当我们对历史典籍中的不同记载加以对比鉴别时,往往会对更为详尽、细致的写实予以采信。因为如果不是来自更为直接的史料,就不会对历史的细节加以把握。第三,肇州,即出河店,以拉林河为右卫,以伯都讷为犄角,应该是居于二者其间。而如果居于二者其间,就不存在其在东流松花江以北的问题。杨中华先生在引证《肇州志略》的记载时,其作者甚至说“其势适与今合”云云,当为地方史家来自实地考察后的结论。第四,肇州之设,按照杨中华先生分析,是为太祖树碑立传,带有纪念意义。既然如此,在其选址上,就应该与来流水、得胜陀举义,与出河店战役的古战场发生联系,而不会将州治置换到与历史事件完全无关的地方。



END

文章作者:李旭光

文章来源:《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00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刘优华

校对:郭会敏

责任编辑:张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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