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 以及经济 、政治 、军事 、文化等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 探讨了区域城镇地名群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 ,并预测了该地名群的发展趋势。
主题词：地名群、地理分布
一 、 区域城镇地名群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进程
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是这一区域内所有城镇地名的集合。城镇的雏形源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城堡，近年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城堡，面积已达五万多平方米。郑州二里岗商代城市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的发掘表明，当时的城镇已有相当规模。商代后期，汉字已形成具备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已发现的甲骨卜辞和商代器物铭文中，就有五百多个地名，虽然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可约略推知其大体方位，但仍不失为地名(包括城镇地名)发展的巨大突破。
西周初年，“封建亲戚， 以蕃屏周”，华北平原上分布着卫、鲁、齐、燕、宋等重要的诸侯国，以及杞、陈、蔡等异姓小国，与它们相对的有徐、江等方国部落。五十多个邦同政治中心的确立，使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初显轮廓。西周井田制是一种农村公社制度，“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米，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邑、县、都等居住区划组织逐渐被赋予更广泛的意义，做了城镇地石中的通称。到春秋时期，兼并战争中设防城市普遍出现，诸侯大夫修筑城邑之事屡见于文献记载。国都和地方中心城镇各自控制着周围地区，使看似杂乱的地名群如网在纲，各有所统。许多小国在战争中消亡，但城邑大多未废，地名依旧存在。
秦朝将战国时已在部分地区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作为郡县统治中心的城镇随之大量出现。秦开创的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影响了以后的整个中国社会，它所确定的部分城镇地名，不仅在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而且是30多个现代市县城镇地名的滥觞。西汉作为秦的直接继承者，在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农业及治铁、制陶业显著进步，华北平原成为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或沿用、改建周秦旧城，或在圮毁的城址附近另置新城，加上由前代聚落发展起来的城镇，一个等级分明、规模庞大的城镇网络展布在华北平原上。汉代厘定的城镇地名，至今仍然使用的就有近60个。自西周至秦汉，奠定了城镇地名分布的基本格局，地名群的容量日渐丰富。西汉末年王莽大改地名造成的混乱，十五年后即被消除，恢复了西汉旧制。其后，魏晋南北朝的频繁战乱加剧了城镇的破坏，但现代仍有20多个城镇地名始于这一民族大融合时期。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促使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再度扩张。一些聚落上升为城镇，历史事件和人为意愿成了城镇命名的重要依据之一。隋代将秦汉时期的虞县、柘县、项出、郾县分别改为虞城、柘城、项城、郾城、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将中丘、广年改为内丘、永年之类，则是出于为统治者避讳的需要。隋是短促的朝代，却具有与秦相似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唐化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隋唐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所确定的城镇地名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应用到今天的有60多个，在区域城镇地名群发展史上形成了秦汉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
唐代以后，华北平原上民族纷争、战端迭起。五代后周世宗伐辽时所设的雄州、霸州、大城，明显带有军事对峙时期的特点。宋辽对现代城镇地名的确立影响较小。其后，金朝在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华北平原尽在其统治区内，出于政治需要而增设、改设的州县，如肃宁、迁安、大兴、定兴、丰润、昌黎、沾化、嘉祥、睢宁等，带有浓重的宣扬文治武功，拢络软化汉族民众的色彩，但时过境迁，作为历史的遗迹，这并不影响地名的生命力。元代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由于统治者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加上他们]带来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制约，本区城镇发展及地名的变化是滞缓的。到明清两代，城镇地名群处于基本稳定状态，这与某些城镇本身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膨胀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清代县以下乡镇的大量涌现，为后来城镇的增多奠定了初步基础。始于明清的城镇地名沿用至今的不足20个，但是，前代的许多地名经过明清两代的长期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致成为现代城镇地名群中的主要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华民国时期，在人口集中、工业发达的城镇设市，更改了清代遗留下来的同名县，并消除了政府、厅、州为县以及在县的并析增改中产生的城镇地名混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调整行政区划，华北平原上分布着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七省市的三百多个县以上城镇与众多集镇。适应国家政治经济需要诞生的新市县级城镇地名已达40多个，在秦汉、隋唐、金三个高峰期之后，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人文因素支配着城镇地名群的演变
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包涵的以及留给今天的地名多寡不一;今天的城镇地名，大都曾在历史上多次调整与它所指代的城镇之间的关系，因而有一地多名及同名异地现象的存在。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人文因素。
1. 经济与人口的增长，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它扩大了城镇地名群的容量和稳定性，并促使某些历史地名复活。
古代的城镇主要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出现，需要相应的经济条件和人口数量作保障，城镇地名群也在一定程度上随着这一因素的消长而变化。春秋时期，各国人口都比较少，前660年狄人灭卫，“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卫是与鲁并称、大而不强的诸候国，人口如此稀少，其它国家相差当不会很多。人稀自然地旷，前627年秦穆公袭郑，路遇郑商人弦高，才被发觉。“宋郑之间有隙 地焉，日弥作、顷丘、玉畅、岩、父、锡”，两国相约不许夺取。居民点如此稀疏，城镇当更鲜见。后来，郑国利用宋国的逃亡贵族修筑城邑，一改以往的萧疏状态，原来的大片隙地则成为两国争夺的对象。战国时期人口大增，冶铁业迅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提高了人们开拓新垦区的能力，为城镇的增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再如，战国至东汉前期，凭借优越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铁矿资源，邯郸一直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呂不韦在此经商而家累千金，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西汉末年，邯郸为长安以外全国五都之一。邻近的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一带)于东汉后期兴起，邯郸逐渐衰落。西晋以后游牧部族的连续入侵，更使邯郸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成为无足轻重的小镇。只是因为历史的影响及其本身的独特性，邯郸一名才稳定地保存下来。即使象徐州这样的古代军事重镇，地名的基本稳定，除依赖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战役的深远影响外，自春秋以后城市本身经济的几度兴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淮阴市的废而复立，也有它在历史上作为南船北马的水陆中转站而形成的广泛影响在起促进作用。现代一些小集镇变为城市，也大多是经济与人口增长的结果。
2.政权更迭是城镇地名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自秦代郡县制全面推行，华北平原城镇密度迅速增大。王都或府州县治所，都是各级统治机构的中枢。同一朝代内行政制度的调整，固然会导致城镇地名的变化，新旧政权更替引起的冲击却更为强烈。西汉未年王莽全面更改地名，就是典型的一例。地名的更改，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新政权体现自已政治意志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通都大邑尤其如此。例如，著名古都北京与开封，战国时期已分别是燕、魏的都城，它们在历史上名称的重大演变，都与政权更迭相联系，其它城镇地名所受的冲击虽不象它们那样频繁，但作用仍然是显著的。徐州在东汉以前一直称彭城，建安一年曹操迁徐州刺史驻地到此，彭城才有徐州之名。许昌在秦代设许县，东汉建安元年，在此建都。魏黄初二年曹丕迁都洛阳，改许都为许昌，以寓曹氏代汉、兴起于许之义。其后几经变更,直至辛亥革命后才恢复许昌旧名。即使石家庄这样年轻的城市,也没能摆脱政权更迭对地名的冲击,可见，在政权演替中城镇的名称大都不免更动，历史悠久的城镇，其名称变化更复杂些。政治力量的冲击波对县以下小城镇影响甚微，它们的地名稳定性较强，而像邯郸那样几千年来地名基本保持不变的大城市，则属少有之列。
3.军事行动加速了城镇地名的演变
城镇一出现就与军事防御相联系，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军事行动给社会造成破坏，作为各级统治中心和防御据点的城镇，更是首当其冲。北京、开封等城市的地名演变都已证明，政权更迭以军事上的胜利为前提，军事行动则是加速城镇地名演变的“催化剂”。再如，汉魏之际兴起的邺城，北周时为相州、魏郡治所。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伐杨坚失败，杨坚焚毁邺城，将其人口及相州、魏郡治所南迁安阳，在邺县故址置灵芝县，590年才复名邺县，但已日渐衰微。北宋时归临漳县管辖,这个千年古都至北连一个县丞的地位也维持不下去了。
古代华北平原是著名战场，某些城镇的命名就与军事相关联。军事行动加速地名演变，往往有较大的偶然性。比如，河南修武县，在商代称宁邑，武王伐讨时在此整顿军队，“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唐朝中期安保山反叛后，玄宗“天宝十五载三月，改常山郡为平南郡，房山县为平南县，鹿泉县为获鹿县、鹿城丛为束鹿县”，以寓扫平安禄山叛乱的愿望。河南遂平，自汉以后称吴房。唐代元和年间，吴元济割据淮西。817年“讨吴元济于文城栅，...贼平，改为遂平县”的。地名成了历史上战争的记录。
4.历史文化和时代意识渗透了城镇地名群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在古化的少数城堡发展成规模庞大的现代城镇群的同时，历史文化和时代意识也悄悄渗入了城镇地名群发展的各个阶段。
第一，城镇命名方式从少到多、由简入繁，受人文内素的影响逐渐超过自然因素的影响。城镇地名诞生之初，经济文化处于原始阶段，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尚在启蒙时期，命名的依据多是对河流、湖泊、丘陵、平原、山地等自然地理现象的朴素认识，或者用古代部族、姓氏命名。地名数量少，结构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政治制度的改变以及自然环境的变迁，无不影响人们的思维。城镇地名不仅数量逐渐增多，内容也日趋丰富。它的确定或更改直至成了表现统治者意志和观念的手段之一，在改朝换代以及不同政权对峙时期尤为明显。对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发展过程的追索已证明了这一点。地理因素固然可以引起城镇三度空间的变化，但对地名演变起主导作用的却是人文因素。
第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使维持城镇地名发展的两轮—注重历史性与追求时代性相辅相成。华北平原文化的发展，几千年来一脉相承。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给人们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史志的记载更加深了它们的稳固性。如果据此加以概括、提炼，用来命名相关的城镇，那么，由于它早已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就能够有效地削弱政治军事因素的冲击。反之，某些城镇得名后，也因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民间、载于史册而日趋稳定。华北平原几百年、几千年不变的城镇地名，以及出于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而复活的历史地名，大都类此。还有为追求古朴风格而恢复历史地名的。这一方面表明，悠久的文化传统不可割断，只要群众使用方便又符合科学性，历史地名也能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则基于心理作用，似乎地名越古老。特别是采用该地发展史上鼎盛时期的名称，越能够为本地争得可以自豪的优越感。不过，社会发展毕竟带来了更多的新东西，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城镇数量也在增长。产生于特定时代的地名，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反映时代特征和意识，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没有对时代性的追求，就无法适应城镇日益增多的趋势;没有对历史性的重视，就使地名的发展失去了连续性。二者上互相补充，共同推动着城镇地名群的发展。
5.城镇“名”与“实”关系的演替，造成古今城镇同名异地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城镇本身的空间移动是人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不断选择的结果，而城镇地名却只能是人们在认识城镇这种地理实体的基础上进行思维的产物。地名产生后带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社会的各种因素却可以使地名与其涎生时所特指的地理实体相脱离，从而引起城镇同名异地现象。一种表现是，同一时期内，城镇因遭受洪水、地震、战争等破坏或因某种政治、军事需要而迁到新址，地名却保持旧时状态，华北平原上许多县城有这样的历史。另一种表现为城镇本身与地名之间的古今差别。即使在历史上名实关系相对稳定的地名，由于时代变化，现在所指代的城镇，其平面位置一般都与从前大相径庭。例如，天津得名之初的故城在今天津市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汉口附近，三国时许昌治所在今许昌市以东。此外，古今城镇的空间位置也发生着变化，战国、秦汉时的邯郸故址虽基本相当于今邯郸城区，但已理藏在地表以下5一8米深处了。古今城镇的同名异地现象，还因为一些地名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不同时期所指代的城镇却相去甚远而造成。秦代蓟县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现在的天淮市蓟县却是秦代无终县所在地。三国魏正始五年(244年)为辽东郡国治所的昌黎，在今辽宁省义县，现在的河北省昌黎县，乃是金朝据五代和辽所置广宁县改置的。历史上以“北京”为名的城市有十余个，共中多数不在华北平原上，今日“北京”与它所指代的城市，仅仅是名实关系演替的最近结果。一地多名与同名片地，正是这种演替在物定时空内发展的产物。
三、城镇地名群的地理分布特征
城镇兴衰与地理优势的消长相联系，从古代的小聚落到现代城镇，都要尽可能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而地理优势的大小，主要表现为交通条件的优劣。在这个意义上，交通条件决定了城镇的布局，城镇地名群也因此呈现某种有规律的地理分布。华北平原上沟通南北或东西的水陆交通干线所在，是最密集的地带。
1. 三条纵向长链，构成地分布的主干。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太行山东麓就出现了一条纵向人行道路。距今3800多年前，自殷(今河南安阳小屯)至有易(今河北易县)已形成大车道。元朝以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这条古道便是自首都南下的主要驿道。“大道以西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与崖壁陡峭的深堑大谷，以东是河流纵横的平原，间以湖泊、沼泽星罗棋布的低地( 古代平原上的湖泊，沼泽，远较今日为多)，在古代是难以通行的。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自南而北一连串的山前台地，为南来北往提供了理想的通道”。在与东西向水陆通道交汇处，最容易出现城镇,因此，这条南北大道沿线也是城镇地名密集分布地带。
郑州商都、安阳殷都及管、许等诸侯国都城，是这里最早出现的大城邑。大道最北端，蓟(今北京城西南)作为平原门户，曾是战国时燕国的都城，秦、汉、隋、唐都以此为经略东北、与北方游牧族对峙的据点。元明清三代在此建都，均依仗着“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的地理优势。交通大道向南与涿水交会处，今涿州市在秦汉时即为燕南一大都会。古漓水(唐河)流经处的定州市，曾为战国时中国国都。在穿越太行山、沟通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陉道出口附近，形成了邯郸等城镇。黄河南岸的郑州，扼华北平原进入关中和西北的孔道。双洎河与黄水河交汇处，有曾为春秋时郑国都城的新郑。许昌处于河淮之间交通要冲，东汉末年曾是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近代京汉铁路修建后，不仅邯郸、郑州等再度复兴，有些聚落也随之崛起为新城镇，滹沱河冲积扇上的石家庄、河南的漯河、驻马店等，就是如此。如今，昔日的南北交通大道已被京广铁路代替，仅此一线上作为市县驻地的城镇就达30多个，北市一保定一石家庄一邸台一安阳一郑州一许昌一驻马店一信阳构成了城镇地名的长链。沿古代御道、纵贯平原中部的北京一开封一潢州的交通线上，构成又一条城镇地名的长链。
与京广铁路相对的京杭大运河，是纵贯平原东部的水路运输干线，沟通了东流的五条大河。隋修通济渠和水济渠，开辟了洛阳与涿郡(在今北京城西南)，盱胎的水路联系。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的开凿，使江南货物得以经杭州水运至大都，奠定了今日运河的基础。海运和大运河的通航，滋养着北京的繁荣，也使运河沿线一批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沿运河南下，通州是运河出北京后的第一个县城，金代始称通州，即取其漕运通济之义。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天津，扼运河南下的必经之路，又是海运的重要枢纽，自元朝以后成为首都门户。运河开航使沧州、德州、临清、济宁成为沿岸物资集散地和水陆交通中心。过微山湖向东转弯处，有沿岸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徐州。向东70公里处的邳县驻地运河镇，是大运河上唯一以运河命名的城镇，它靠河起家，成长为苏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自此沿河南下，经宿迁、泗阳可达淮阴。苏北灌溉总渠北岸的淮安，与淮阴相毗邻，自邗沟开凿后，历来是运河，入准的重要口岸。这样，借助于水运优势，运河两岸城镇在不同时期获得了各自的发展机会。北京-通县-淮安，联成第三条纵贯华北半原的城镇地名长链。
2.两条横向长链， 是城镇地名分布的重要辅线。
东西向交通线两侧，同样是城镇集中分布的地带。先秦时期联系中原与东北地区的古道，元代以后已成为北京抵达辽东的通衢。沿线的通县三河一蓟县一玉田- -丰润一滦县一昌黎一秦皇岛，构成了平原北部的城镇地名横向分布长链。今陇海铁路沿线，唐代以前就有沟通长安一汴(开封)一宋(商丘)的交通大道，北宋以前的汴水及明朝万历年间黄河夺淮入海的通道，也大致与此相近。开封的兴起尤其得利于它在黄淮水道中的特殊地位。最东端的连云港，由五十多年前的渔村变为海港城市，则受益于海运和铁路的发展。白西向东,荥阳一郑州一中牟一开封一兰考一民权一商丘一虞城一砀山一徐州一邳县—新沂—东海一连云港，联成横断华北平原的又一城镇地名长链。
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是城镇赖以发展的因素之一，由于它们的制约，城镇地名群在不规则的分布中也显出某种系统性，上文所论及的三纵二横五条比较典型的地名长链(实际当然不止这些)，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表现。
现代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城镇地名在商代已有了固定的文字形式，秦汉奠定了地名群的地理分布格局，隋唐金等朝代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名的拆并改易还将长期进行下去。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影响城镇地名群容量和演变的主导因素。政权更迭与军事行动则是加速地名变更的直接力量。历史文化的渗透使许多地名带上了表现人为意气的色彩，这种趋势将随着文化的发展不断增强，直接影响着新城镇的命名。地理因素使本区地名群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五条地名长链是整个区域城镇地名群地理分布的重要控制线。未来日益加剧的城市化必将导致新的城镇集中分布带出现，现在的几条控制线上，城镇也会更加密集，从而为地名群增添新的成分。在制定华北平原城镇布局远景规划时，对此应予以充分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