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名丛议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12-07 阅读：1322 次

来源：地名笔谈

李如龙

一、通名的本质特征

地名通常分为专名和通名两部分，专名和通名都可以是语素，也可以是词或两个词构成的词组。简单的专通名是合成词，例如泰山、滇池、南苑、圆明园，复杂的专通名是固定词组，例如十里铺、台湾海峡、南京东路、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些通名中，苑、园、铺是不能单说的语素，山、池、海峡是词，东路、自治区则是词组。专名和通名在地名中的作用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专名用来为地定位，通名用来为地定类。地理实体的类别是多层次的，大类之中套着小类。最粗的分法是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两大类。自然地理实体有陆地的山脉、高原、峡谷、丘陵、平原、沼泽、盆地、沙漠，水域的江、河、湖、海、湾等等。人文地理实体通常分为行政区划、居民点、人工建筑等三类。居民点可以再分街、巷、村、镇，人工建筑有更多小类：铁路、电站、水库、公园、楼、亭、馆、台等等。地名的通名，从含义说必须能明确地表示某种地理实体的类别；从结构说必须能单说或者能分离、能替换的（和专名分离开来，替换不同的专名构成同类地名）。例如半岛、岬角都能标记一定的地理实体的类别，而“半岛”能单说（“修了高集海堤，厦门成了半岛”），“角”则只能分离和替换。根据通名的内容（含义）和形式（结构）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地名的通名是表示地理实体的各种大小类别的名称，它总是可以和专名分离开来、替换别的专名构成同类地名的，有些常用的通名在语言中还能单说。  

  二、通名的省略

在称说地名时，有些通名可以省略。通名能否省略主要与三种因素有关。

首先，与通名的类别有关。在日常使用中，行政区划名和居民点的通名经常省略，而自然实体和人工建筑的通名则一般不能省略。究其原因，政区名在同一时代的建制中总是为数不多、形成明确的系列，而且经常使用，已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居民聚落的通名虽然名目繁多，类别则很单纯，并且是最为常用的；而自然实体和人工建筑的通名因为类别繁多，系列复杂，相对少用，并经常与其他类别的地名共用一个专名，省去通名便容易造成混同。如果同一专名加上各种通名，省略通名时总是指的政区名或聚落名，例如“山东”指的是山东省，山东丘陵、山东半岛则不能省略，“上海”一般指上海市区，上海县、上海站一般不省略。其次，通名的省略与语体有关。正式语体和书面语体一般不省略，而非正式语体和口语交际中则常常省略。同是口语，飞机上广播员说“本航班到达北京机场时间是17点30分”，乘客询问时则说：“飞机几点到北京？”同是书面语，新闻、报告文学一般不省略，（“洞庭湖的污染亟待解决”），诗歌小说则常常省略（“洞庭波涌连天雪”），省略的是非正式语体。同是正式语体的通知，书面语不省略（“乘1路公共汽车，建国门站下，东行100米”），口语常省略（坐1路汽车建国门下，朝东走100米”）。第三，通名能否省略还与地名的结构形式、音节数有关。峨嵋、昆仑、武夷是地名专名中的联绵词（复音单词），在一般不省略的山名中，它们可以省去通名“山”而单说，其他结构形式的山名（如长白山、大别山、鸡公山等）则不能省略。河流通名一般也不省略，但双音节专名之后有时也可省略（“坐落于嘉陵之滨”，“气得跳黄浦”、“金沙水拍云崖暖”），而单音节专名之后（长江、黄河、资水、沱江）则不能省略。多音节专名后的政区通名经常省略（温州、张家口、乌鲁木齐），而专名为单音节时也不能省略，如北京的通县。
    

三、通名的历史积淀

现有的通名都是历史上积存下来的。研究通名中的历史层次是地名学历时研究的主要课题。有些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由于环境变化而名不符实，这些通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自然条件变迁的可贵线索。闽江原出海口在今闽侯县城甘蔗镇一带，距现在的马尾出海口30多公里，那里的恒心村昙石山曾发掘过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数米厚的贝丘堆积层，从那里起，闽江下游许多村落都带有“屿”字通名，人口较多的居民点就有闽侯县的厚屿、南屿、宏屿、扈屿，福州市的横屿、英屿、台屿、盘屿、海屿，长乐县的东屿、唐屿、赤屿、洋屿、象屿、猴屿（均见于《福建省地图册》），这些村庄如今都成了陆地上的山丘而不是“水中之山”了。政区名往往随着不同朝代行政建制的变化而变化，也有些前代通名为后代延用，例如南京早已不是国都。荆州在汉以前曾是地跨数省的大州，现在是江陵市的一个小镇。石家庄原是个小村，如今是河北省的省会。许多带州、县、乡字的市名（广州、杭州、万县、达县、新乡）也属于此类现象。这些已经转化为专名部分的古通名本身就说明了该地的沿革。通名的转化还大量出现在通名地理类别的转移。许多政区名因自然地理实体名而得名（今市名中有衡山、平顶山、九江、三门峡、漯河、连云港、秦皇岛），聚落以人工建筑名为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有新店13处，新桥11处，新街10处，新圩9处），这种已转化为专名的旧通名也是历史的积淀。考证地名的沿革，分清新旧通名出现的层次，对于了解地名的得名之由和各地自然与社会的变迁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通名的语源差异

作为一类不可缺少的语词，任何语言和方言都有自已的地名通名系列，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所用的通名也有差异。就同一地区说，由于历史上住过操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他们所定的通名就常有不同。总之，语种不同或时代不同都会造成通名的语源差异。有些古时遗存或其他民族用过的通名，由于年代久远，使用不广，其语源和含义已难于为一般人所了解，如果不进行音义的调查和语源的考证，有时连专名和通名的界线都不易识别。可见，考释通名的语源也是地名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有些少数民族语地名音译时如果不了解原有通名及其含义，就会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例如浩特（hot）就是蒙语的城市，藏布（zang bo）就是藏语的江河，呼和浩特市、雅鲁藏布江就叠用了两种民族语通名。有的民族语地名的专通名顺序和汉语不同，如果无法识别通名及其含义，就无法了解命名的由来。例如壮语地名中，冠有那字的通名意指水田，那浪、那波都是周围有水田的村庄；冠有板字的通名意指村落，板沙、板新就是沙村、新村。就汉语语源的通名而论，有些古时用过的通名后代少用了，口语里不单说，字形也发生了变化，含义变得模糊起来。以闽方言地区为例：陉《广韵》户经切，“连山中绝”，指山中沟壑，今写为、硎、荇，如平和县有大坡，仙游县有横硎，永春县有白荇。坜《五音集韵》郎击切，“坑也”，即山间低地，台湾省桃园县有中～市，市内有中～里、内～里，福建省崇安县有铜～、麻～、李西～，建阳县有杉～、外～、东～（有时也写作历）。坋《说文》房吻切“尘也……一曰大防也”，大防就是大堤，福建龙海县有崎～，大田县有大～，崇安县有上～，顺昌县有洋～。崎，《广韵》渠希切，“曲岸”。福建沿海水边曲岸处有不少带崎字的村庄，厦门有高崎，南安有江崎，在福州地区写为岐，如闽江口沿岸就有东岐、阳岐、新岐、竹岐、青岐、琅岐。汉语诸方言历史长，分歧大，各方言区都有独特的通名，有些方言通名的音、形、义是外地人很难了解的。粤方言区以南海县为例就有：浮（或作漖）jiào，分叉的河道：横～、联～、腾～；涌又作冲chōng，河汊：上～、沙～、九曲～；㙟lǎng，坡地：大池～、百计～，氹，亦作凼，dàng，小水坑：～浪。吴方言区以松江县为例就有“泾jīng，小河叉：姚～、界～、堰～；溇Ióü，小河分叉处：四～、沈～；埭dài，堤坝：油车～、诸家～；圩wéi，堤岸：良字～、杨家～；厍shè，村庄：东～、新～。客家方言区以兴国县为例就有：屋wū：家、房子：王屋、老屋下；垇ào，山坳：枫树～、黄荆～；塅duàn，坡地：牛婆～、宜桂～；圩xū，集市：崇贤～、鼎龙～。    

五、通名的分布

五花八门的通名看来好像是杂乱无章的排列，实际上它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研究通名分布规律是地名学共时研究的主要课题。影响通名分布的基本因素有三：自然环境、语言区域和历史文化。通名是地理实体的类名，不同的自然环境便有不同的通名。丘陵地带多山、坡、墩、坑、坳、垄、坪等通名，而岛、屿、礁、角、港、湾、澳等总是分布在沿海地区。雨量少的地区井、塘成了重要地物标志，常用作通名，自然植被稀疏的地区，则树、林是常见通名。通名是语言中的词或语素，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用语不同，这也决定着各地通名间的差异。内地称湖为海（西北有青海、西南有洱海），称大片平地为洋（闽中戴云山区的龙溪县带洋字自然村有数十处）；沿海称内港为江（闽南有鹭江、石井江、洛阳江），称岛为山（浙东有舟山、岱山、普陀山、一江山、洞头山），姓氏地名中的通名或称家、氏，或称屋、厝，这些各地方言的通名差异也是容易理解的，方言地理学家用通名的分布来划分方言区就是以这种差异作依据。影响通名分布的历史文化因素是最复杂的因素。发生过民族融合的地区保留了一些少数民族语通名的“底层”，江浙闽粤的勾（句）、姑（古）、畲（）、寮（橑）、湳（畓）、那（拿、）可能都是古百越语通名的遗存，这对研究民族史的意义实不亚于地下发掘的文物。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在通名上的积淀（京、都、州、郡、府、道、所、卫等）已如上述，古通名的分布也是历史所决定的。移民和通名的分布也有密切关系。客赣方言地区的居民是晋唐以来陆续南移的中原人，为了立足新地，他们特别注重维系宗族内聚力，带家、屋之类的姓氏地名就特别多，据江西省安义县早年地图统计，这类地名占一半以上。古中原战场一度文化衰落，读书人和医生成了引人注目的能人，河南省不少村落带建字是“监生”的异写；带连字是“廪生”的异写；带郎字则是“郎中”的简称。舞阳县唐建、东建、西建是那里出过监生，陈连庄、张连庄是那里出过廪生，太康县的高郎则是该村有过郎中。开发较迟的大西南有许多“场、街”通名用十二生肖编号（羊场、牛场、马场、猴场，龙街、鼠街、狗街、虎街）这与开村时的荒凉及人们注重属相的风俗是直接相关的。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特征在通名分布上的投影。研究通名的分布有两种视角。一是从通名出发，考察其分布的地域和出现的密度；一是从地域出发，考察各种通名的分布和组合。前者可以调查单个通名，也可以调查一组通名，用它们的分布来说明历史的流变，属于纵向的研究；后者则是用通名的系列组成来说明区域的特征，这种区域大的可以跨省，小的可以在县内划区，这是横向的研究。通名分布的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是相互关连、相互论证的。例如闽台两省的通名系列就属于一个大类型区，其地理特征是有山有海，更多的是丘陵地形，其历史文化特征则是和中原汉人的移居及其与商越人的融合、海上的开拓相联系的；其方言归属也同样是闽方言和客方言。闽台通名类型区有许多共同的常用通名。例如：（1）居民点：埔、坂、垵、垄、崎、坑、厝、宅、寮、店、圩、洋、塘；（2）自然地理实体：岭、岩、顶、、、屿、澳、棣、港；（3）人工建筑：墓、宫、堂、池、窑等等。对这同类通名系列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便可以说明闽台地区的区域特征，从而论证它们是历史同源、文化同根的。   

 六、通名的整理和规范

我国幅员广、历史长、民族多，地形复杂，语言多样，历来对地名研究又不甚深入，对繁多的通名尚未进行全面的整理和考释，在现实使用中，不论是字音的审定、字形的统一或字义的训释都存在不少问题，这应引起我们充分注意。政区通名是通名中最需要标准化的，行政区划又是国家直接管理的事务，最便于确立规范；但我国的政区通名还未能做到准确、严密。这主要表现在市、区的通名使用混乱。目前我国的“市”至少有4种：直辖市、省辖市、县级市和准县级的“单列市”，前两种市所辖的“区”也有两种级别。福建省的泉州市升格为省辖市后，一度并存着城区的县级泉州市，口语中也只好用“大市”、“小市”来区别，书面语就难免混乱。后来“小市”改称“鲤城区”，“大市”所辖晋江县石狮镇又升格为“单列市”，语感上鲤城区比石狮市更小，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从专名到通名都与“泉州市”无关。不久前，港澳地区要成立泉州同乡会和谁都搭不上界。看来，市、区的等级太多，必须精简。自然地理实体通名的方言差异也有待于整理。例如山名在闽方言常有岩、顶、、隔（格）尖之称，客方言常称、嶂、岌、岭；岛屿在浙江常称山，福建多称屿，广东也称洲。作为方言词，这些通名看来必须根据词义是否明确、使用是否广泛、会不会造成混淆分别予以保留和规范，全盘保留和一概淘汰都是不妥的。如果说“一江山岛”可以避免类别的混乱，“鸡公山”就失之重复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规定，自然村名不分专、通名一律连写，这不失为一种简便的办法，但并不说明自然村没有通名，或者还应该一律再加“村”的通名。实际上，农村聚落的通名是最复杂多样的，其整理规范的工作也最多、最难。少数民族语通名音译成汉语常有异写，或字形生僻，例如广西的弄、㟖、龙、陇、隆都是壮语通名，意为山间小平地，晋北、内蒙一带的库伦又写作圐囵、圀、㗄，都是蒙语hare的音译，意为围起的草场。整理这类通名既要查明民族语言的音义，又要为其读音和字形定好规范。有些古代用过的通名现今只见于局部地区，整理这些通名可以查考古籍，弄清其音义，例如清人范寅的《越谚》就收有江浙的一些通名：溇，汊港穷源处。荡上声：栽菱养鱼处。丼墩，渊潭也。畈，田野间，磡，岸也。汇，港湾墙转处。，山坳罔眷有通路者。但也要根据当地的音义和习惯写法作适当的规范。有些通名因方言音变写成别字，形音义都走了样，辨释这类通名就必须研究方言音变的规律，适当加以规范。例如豫南唐河县有“前后”，是门外的合音màr，“七台”是祠堂儿的合音，塌洼写为塔湾则是由于儿化。不少通名在各地有许多异写，形异实同，例如北方的gē da有以下写法：圪塔（汝阳）、疙塔（宜阳）、圪垱（临汝）、疙垱（遂平）、疙垱（洛宁）、疙瘩（灵宝）、葛塔（封丘）。确认这类音义相同的通名后，是保留异写以利分化同名，还是统一字形以便理解含义，值得权衡。有些通名则是形同实异。其中又有两种情形。有的是同一个词，词义引申或转移，例如澳（岙）在陆地指山坳，在沿海指小海湾，港在内地指河汊或内河港口，在沿海指海湾或海港。另一些是音义都不同的词，写法混同了，例如埔在粤方言读去声不送气，Pù，本字应是㘵，在客方言区读阴平送气Pū，在闽方言读阴平不送气bū，可能有三个词源。圩在长江下游读wéi，指堰水堤，在闽粤地区是墟的简写，读xū。堡在晋冀一带读bǔ，是围着土墙的居民点，北方不少地方读pù，是铺（驿站，十里为一铺）的异写，在福建，南平市的土堡读bǎo，永定县的堂堡读buì，是背的异写。这种形同实异的通名最容易造成混乱，是规范化处理的重点对象。作为地名的通名，每个字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类别的群体。通名的规范化处理和专名有所不同，更应强调统一。然而象某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的，在全国范围内确定划一的通名，例如山只称山、岭、峰，河只称江、河、溪，岛只称岛、屿、礁，村只称村、庄、屯，这种简单化的处理势必抹煞多样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丰富的社会区域特征，也不符合各地复杂的语言实际，这样的规范化处理是不合理也是行不通的。十年的全国地名普查全面地积累了我国地名通名的基础材料，各省市自治区也就通名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规范，但是彼此之间交流不够，深入的研究也刚刚开始，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综合进行整理和规范。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有许多理论的探讨、史料的考证、语言的调查和实际的处理。体现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则应该是编出一部科学而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地名通名词典》，这是摆在全国地名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我们应该把它列入工作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