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古今地名中的纺织考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1-12-20 阅读：830 次
来源：江西地名研究
李强 严蓉
“湖北”一词既是区划名词，又是一个时间名词。因为宋设“荆湖路”，统领今湖北大部，为“湖北”得名之始，至清才有建省之始。笔者所谈“湖北”特指区划名词，即在湖北现今行政区划内的。湖北古今地名中有“蓝”“麻”“孝感”“嫘祖镇”与纺织似乎相关，在相关专著和论文中有相关论述，但深入研究后，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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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地的染织性
蓝是春秋时期楚地名，经考证在今湖北钟祥县西北，乃是春秋时期楚昭王所设的一个县名。之所以地名以“蓝”命之，说明此地生长着很多蓝草，蓝草品种很多，如蓼蓝、菘蓝、木蓝、马蓝等，都可用于制靛染色。以植物命地名是湖北古代地名的一个特色，如“蕲春”之“蕲”来源于当地生长的一种植物“蕲”。以“蓝”这一地名来说明楚国已有制靛染色的技术，似乎也说得通，因为蓝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才有这样的命地名的行为。此外，楚国有“蓝尹”这种冠以职事的官职——职掌染湅的工官，一方面，说明制靛染色的技术的存在。另一方面，说明楚国重视生产技术，如《国语·卷十八楚语下》中有“蓝尹亹避昭王而不载”的故事。作为楚国公子的亹做一个工艺方向很窄的工官。《左传·文公十年》载“王使（子西）为工尹”也是楚国重视技术的体现，将一名贵族任命为百工之长，并记入历史这是头一例。而《左传》记载的三次中原地区的“百工暴动”中仅有“百工”的词，甚至连百工之长的姓名都没有出现，这说明百工之长的官职在中原地区比较低下的。中原地区和楚国对技术的不同态度，可从公输班为楚国造云梯的故事可见一斑。加之楚国的工匠都行使着一些神职行为，在整个官职体系中受到一些重视，这可能是楚存八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蓝尹”作为一个门类工匠的管理人员，其在楚国并不仅仅涉及工艺方面的管理，还有可能有更重要的宗教功能，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此，从楚设蓝县，有“蓝尹”这种冠以职事的官职的存在，有力地证明楚国在春秋时期已掌握制靛染色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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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地考
湖北的麻城的由来，初看其名，让人想到可能与植物麻有关。但据清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载：“后赵麻胡秋，石虎使筑城，督工严峻，因以姓名城。”似乎可以否定与植物麻有关。但《左传·昭公四年》中吴伐楚，取楚之“棘、栎、麻”三邑。关于“麻邑”历来争论不断，古今有河南襄城说、安徽砀山说、湖北麻城说。凌礼潮根据杜预注的“楚之东鄙”和吴楚争霸的军事进军图证明《左传·昭公四年》中的“麻”即是麻城。再者《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有“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其中“麻保二屯”之麻屯（今湖北嘉鱼附近）的命名，可能与《左传·昭公四年》中的“麻邑”命名一样。正如前文所论证湖北古代多以所产植物命地名，从《左传·昭公四年》“棘、栎、麻”三邑的名称即可知它们都是植物，那么麻城、麻屯之“麻”必与植物之麻相关了。
那么麻城的“麻”到底是什么植物呢？笔者认为是大麻（图1）。《说文解字》中有“麻，枲也。人所治也，在屋下”“枲，麻也”“林，葩之总名也。之为言微也，微纤为功”关于大麻的描写。从《说文解字》中是无法知道“麻”“枲”“林”是指大麻的，但从《礼记·内则中“女子执麻枲学女事，以共衣服。又大麻有实者名苴，无实者名枲”可知古时称麻特指大麻。古时五谷中有“麻”，五谷中的麻是指大麻的籽，其后大麻茎的纺用被古人利用培育，培育出只长茎不长果实的品种，故“五谷”中的麻被稻取代。根据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年）的注释，可知“林”是大麻的果实之意，因为“葩”即是“萉”，“萉本谓麻实，因以为苴麻之名。此句疑尚有夺字，当云‘治萉枲之总名’，下文云：‘林，人所治也’可证，萉枲则合有实无实言之也。”
孝感与董永故里
孝感其名与一个纺织传说有关联。“孝感”其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光绪八年《孝感县志》：“宋孝武孝建元年（454年），徙郢州之江夏郡，治夏口，而以其安陆县置安陆郡，又以汉末孝子董永故，析安陆县东境置孝感县，属江夏郡。”是为“孝感”得名之始。据此孝感被誉为“董永故里”，董永的故事里就涉及到织女助织的故事。
董永故事的文本有很多，如西汉末年刘向《孝子传》说，曹魏时期曹植《灵芝篇》说，两晋时期干宝《搜神记》说。刘向《孝子传》虽然遗失，但《汉书·艺文志》不见著录，因此不少人怀疑《孝子传》是后人伪托，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认为曹植《灵芝篇》可能是董永故事已知的最早文本。对于唐宋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书中标明引用了刘向《孝子传》中董永的孝故事，笔者认为文本本身是不可信的，因为刘向《孝子传》中有董永因孝而感动天帝，因而派织女下凡间来帮助他，这个文献中有善有善报的佛家因果思想，试问佛教在东汉明帝后才在中国流传开来，西汉刘向怎么会将这一他死后才出现的思想写进他的书里呢？另外，我们从西汉画像石中只见董永“鹿车载父”的图像信息，并不见织女相助的图像信息，这足以证明刘向《孝子传》是后世至少是东汉明帝之后的人假托刘向之名而写，现今已知最早关于董永故事的文本非曹植《灵芝篇》莫属。
《灵芝篇》有：“……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岁月不安居。……”可见，从《灵芝篇》中我们是无法得知董永是哪里人，也没有七仙女嫁给董永之事，仅有天帝派神女帮他织布而已。
到东晋《搜神记卷一·董永与织女》关于董永与织女的故事发生了变异，“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千乘乃山东古地名，今山东博兴、高青一带。《搜神记》将董永故里指向山东，是否是编辑加工的呢？显然，故事情节更饱满。那么光绪八年《孝感县志》中为什么会说“又以汉末孝子董永故，析安陆县东境置孝感县”？到底董永故里在哪里？那就需要对“又以汉末孝子董永故”的理解，董永故里孝感说是将“又以汉末孝子董永故”理解为汉末孝子董永的故乡是孝感所在地。这显然有的牵强，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又因为汉末孝子董永故事孝心感动天地”，并非指董永的故乡是孝感所在地的原因。
《搜神记卷一·董永与织女》是民间故事《董永与七仙女》的原型，将织女变成七仙女可能由于民间故事《牛郎与织女》中也有织女之故。《搜神记卷一·董永与织女》这则神话与爱情无关，因为织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可见织女之绝决，似乎与董永无夫妻之实，只是孝心感动天帝的原因而获善报。从“道逢一妇”“愿为子妻”可见与汉代婚嫁习俗不符，只能作为怪异之事来引起读者兴趣。而关于织女的织布效率还是惊人的，十日织一百匹缣，则为一日织十匹缣。以汉幅宽50.6cm，匹长9.2m，一日则要织92m的布，这确实是神话。因为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有记载汉末织布效率的“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可见三天织五匹已是极限，即一日才织不到二匹（约1.67匹）。
从董永孝故事流传的范围来看，它是通过自上而下政治宣传后而在全国流传开来。它不同于黄道婆传说的流传，黄道婆传说在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官方认可，由民间祭祀，使得黄道婆的庙仅限于上海松江和江浙一小部分地区。董永的故事受到官方重视，一定有其原型，所幸《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找到两汉之交山东千乘真有一董永，他还被汉光武帝封侯，这应该是其原型。可见，董永的故事一开始在东汉初年出现，只有故事前半部分即“鹿车载父”“卖身葬父”，此为官方宣传，而到东汉中后期才逐渐出现“神女相助”“织女相助”的情节，这明显带有民间宣传的色彩。
所以，不管孝感是不是董永故里，但确实与董永有关，所以与纺织或多或少有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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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镇
湖北远安县嫘祖镇是2014年由荷花镇正式更名而来，它是为了纪念嫘祖故里而命名。嫘祖是何方神圣？乃黄帝元妃，元妃是正室的意思。相传她教民蚕桑，是丝织技术的发明者。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可见嫘祖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之高。关于嫘祖发明丝织技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刘安及其门客编写的《淮南子》中，但《史记·五帝本纪》中没有嫘祖发明丝织的记载，只有记载嫘祖是西陵之女，生玄嚣和昌意之事，其他只字未提。可能是刘安出于政治目的，有意抬高女性统治者地位，以迎合西汉时期皇帝外戚母族，在其《淮南子》中把作为女性统治者代表的嫘祖描绘成伟大事业的发明者，以增强其神性。正是因为《史记》中“西陵之女”的记载，据《战国策·秦策》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湖北宜昌在战国和汉代时已有“西陵”之名。据此，有人考证今远安嫘祖镇所在地是《史记》中所载的西陵。
事实上关于嫘祖故里的争论很大，有不下十三种之说，但获得当地政府支持的有湖北远安说（图2）、四川盐亭说、河南西平说，三地不约而同地在21世纪以来相继将其认为的嫘祖故里，并将相关乡镇”更名为嫘祖镇，相互竞争异常激烈。关于嫘祖故里的争论是不会停止的，因为最早记载的文字信息有限，历朝历代都在此基础上不断引申发挥，这些信息给当代很多想象的空间。不管怎样，嫘祖镇的命名说明各地对丝织技术发明者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