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地名的形成和发展特点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03-04 阅读:875 次
来源:地名笔谈
陈丁昆
一
双语地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民族对某一地理实体赋于的不同称呼。双语地名一般是在民族杂居或毗邻地域内形成的。不同民族的杂居或毗邻局面的形成在我国由来已久。在历史的长河中,或因统治者的移民政策而造成,如秦始皇33年徙50万居民与南越杂居,汉武帝先后向西北移民达百万;或因统治区域的扩展,如秦国势力进入四川与巴族、苗族杂居,楚国势力进入云南与苗族、彝族杂居;另外,民族的分化、外族的入侵、自然灾害或宗教因素,或者是游牧(如蒙古族)、游耕(如古代以砍山为业而著称的瑶族)的生产方式都会使一个民族从原居地迁徙,造成与另一民族杂居或毗邻的状况。从今天我国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来看,有70%以上的县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杂居在一起,象云南、贵州、新疆等一些边疆省区,民族的杂居或毗邻更为普遍。这种状况促使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长期交往,因而地名史上留下了一大批双语地名。如云南省德宏州州府,佤族称之为芒市,当地傣族的称法是“勐焕”,内蒙古的多伦湖,蒙语为“七个湖”之意,汉族称之为七星潭、七水泊,蒙语称大兴安岭为哈拉浑扎敦,达斡尔语称为古敦达瓦。这些双语地名都有其不同的形成原因和命名规律,体现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大兴安岭在地名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即由两种不同民族语言组合在一起的地名,如吉林省的穆当阿烟台山,穆当阿是满语,烟台(烽火台)山为汉语,太阳岛为满汉混合的地名,太阳为满语,岛为汉语词;云南省维西县错角莫西山为藏汉混合的地名,错角莫是藏语“弯形湖”之意,因在保和镇西北而加汉语词西山以命之。我们把这些地名也归为双语地名之列,姑且称之为混合双语地名。这些混合双语地名的形成有的是在原生地名上从性质、方位等角度附加注释、说明性的词,上面所举例子属这一类,有的是不同的民族先后在同一地域活动并曾用各自的民族语给这一地域内的地理实体命名过,再经过几朝几代后掺杂在一起而形成的,如贝尔湖,清初称布雨尔鄂模,布雨尔为蒙古语“雄獭”之意,鄂模为满语“湖”之意。双语地名都有原生和次生的层次差别。同是一条河,满族称之为萨哈连乌拉,蒙古族称哈拉木伦,汉语称为黑龙江,但这三个民族的不同称呼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它有个原生和次生的差别。从三个民族的历史来看,早在商周之时,满族的先世肃慎人就在长白山、黑龙江流域一带生息,蒙古族在商周时期没有明确记载,直至唐代才出现蒙兀室韦的部落联盟名称,他们游牧于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而早期的汉族(即华夏人),黄河中、下游一带才是他们传统的活动区。由此可见,满族是这里最早的居民,其对黑龙江的称呼萨哈连乌拉理所当然也就是原生地名了,后来蒙古族和汉族也先后进抵此间,才有了哈拉木伦和黑龙江这两个次生地名。
二
地名有产生,也有演变和发展,朝代的更迭、民族关系的变化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可能引起地名的变迁。双语地名在其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表现出以下两方面的特点:1.不同民族对同一地理实体的命名各有特色。民族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一个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形成过程的不同,造成了每个民族不同的语言、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一个民族的特点和民族间的差异表现在地名上就是不同民族按照自己的语言特点、心理状态或其它文化特征给地名打上鲜明的民族烙印。这些地名特征表现在许多方面,譬如在语言上,云南省玉龙雪山为汉语语音,纳西语语音为“吉乌鲁”,湘西的吉信为苗族语音,得胜营为汉语音,吉峒为苗语音,团结为汉语音;在词义的取舍上,新疆的“裕民”汉义取“富裕人民”之意,蒙古语却称之为察汗托海,取的是“白色灌木丛”之意;也有表现在宗教文化上的,如辽宁省宁聂哩神山是一个满汉混合型双语地名,宁聂哩为满语“春、春季”之意,神山为汉语词,带有浓郁的宗教心理色彩。凡此种种特征,都有力地说明了双语地名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风采。2.双语地名有向单语地名发展的趋势。从纵的方面来看双语地名所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在现在通用的单一单语型地名中,一些地名曾经历过双语地名并用的历史,如云南瀓江与罗伽,新疆的镇西与巴里坤,吉林的敦化与鄂多哩,现在都变成了单一单语地名即澄江、巴里坤、敦化。象这种情况的还很多,如黑龙江省的嫩江县,曾并行过满语地名墨尔根(善于打猎的人之意),富裕县曾并行过满语地名乌裕尔(低洼地之意);从横的方面来讲,双语地名所具有的地位和使用的频率并不是处在同等线上,往往是一个地名通行,另一个地名则只在一定区域内或该民族集团范围内使用,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如新疆的于田县,当地称之为克里雅,轮台县,当地称之为布古尔,云南省元江县,当地哈尼族称之为罗萨,墨江县,当地哈尼族称为贺火。双语地名中单一单语地名逐渐增多,不同民族语地名使用范围的变化,从纵横两个方面证明了双语地名发展的总趋势:向单一单语型演变,这是地名发展的客观规律。巴里坤草原在我国浩瀚的地名中,双语地名是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是各民族历史上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补充和说明。不同民族的不同时代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可能在他们各自的民族语地名上打上鲜明的民族性和阶段性烙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民族迁徙活动的历史、经济文化生活和民族间的关系。因此,加强和重视双语地名的收集和研究,应成为地名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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