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名的产生和地名研究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现代地名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及中国地名研究的具体历程考察，中国地名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地名研究、近代地名学探索和现代地名科学兴起与发展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地名研究
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地名研究自古就受到很大重视。按照事物发展顺序，地名出现在前，地名研究在后。伴随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最先出现了对地理实体作详细描述的描述性地名。这种描述性地名在中国已难于找到，但在国外还偶尔保留着。如《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列新西兰北岛的山名，在毛利语中要用175个字母记述，译为中文是“一个名叫塔马第亚长着巨膝在这里滑倒爬起来把山吞下而被叫作吃泥巴的人对他的情人吹笛子的地方”，多达44个汉字。这显然是典型的描述性地名。随着生产的发展，尤其是早期文字的萌芽，那些可用语言表述、停留在口头上的描述性地名用文字注记显然是困难的，至少很不方便。这必然地提出了简化描述性地名以反映地理事物主要特征的要求。历经长时期的发展，在文字出现前后便自然地出现了便于文字注记的简化地名。简化地名一般只反映地物的一、二个主要特征，用极为简洁的文字注记，如“阪泉”，“泗水”、“豫”等。因此简化地名是顺应文字注记而出现的。至商代，仅在殷墟记载卜辞的甲骨文中保留下来的经过简化今天所理解的地名即达500余处。因此，在中国简明的文字注记地名至迟出现在3200年之前。按我国最早的传说地名“涿鹿”、“阪泉”推算，经简化的口语地名大约出现在4000年以前。
大量指代个别地理实体的具体名称的出现，为统一概括这些地物名称的术语“地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术语“地名”最早的记录是在《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一书中“原师，掌四方之地名。”《周礼》系战国时代作品，汇编了周代官制及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从原师的职责在“辨其丘、陵、坟、衍、原师、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看，原师当系周王朝专事地名管理的官员。如果这个推断不错，“地名”术语在中国出现可上朔至距今3000年左右。地名与“地名”术语的出现，为古代地名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随着地名数量的增加和地名知识的积累，首先萌芽了地名命名规律的研究。《谷梁传》除提及“昧，地名也”；“越，盟地之名也”的“地名”术语之外，还总结地名的地域分布规律和地名的来源，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公羊传》称：“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及“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更开了以地貌特点命名和解释京师地名渊源的先河。
战国时期先后成书的《山海经》和《禹贡》记载地名分别达1100个和110个左右。其中尤以《禹贡》所记载的地名对后世影响最大。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或侧重于论述地域划分、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含义与来源，或侧重于论述地名用字、地名分类等问题的早期地名研究的重要典籍，如《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尔雅》“释地”、“释山”、“释水”。
秦汉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郡县制的推行导致一批重要郡县名称的命定，形成了全国性地名网络。秦王朝统一中国在全国创置36郡（统一岭南增置4郡）、800余县。汉代沿革秦制，“郡国并行”，下辖县，武帝又置13州监察之。据《汉书·地理志》，成哀时期至元始初年，汉王朝疆域内共设103个郡国，1578县。古代都邑的兴衰、郡县的置废、地名的更易，导致对地名渊源与地名沿革研究的重视和加强。《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名多达4500余个，对其中的40多个作了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解释。如“京兆尹华阴，太华山在南”；“益州郡叶榆，叶榆泽在东”；“敦煌郡瓜州，地生美瓜”；“汝南郡上蔡，故蔡国”等等。因此，地名及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研究，或可以称为地名沿革学，在中国即发凡于《汉书·地理志》。自《汉志》之后，这种着重于地名溯源和地名沿革及地名命名原则的研究一直延续着，其延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名数量之多，均是举世无匹的。
东汉末年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应劭所著《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和《十三州志》对地名渊源均有研究，其中《汉书集解》对《汉书·地理志》中的160个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据《水经注》引述，《地理风俗记》对27个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应劭注《汉书》，解释地名渊源除继承《汉书·地理志》外，还有创新。如应劭释《汉志》京兆尹新丰为：“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实之，故号新丰”。这一解释合理地揭示了新丰城市创立和新丰地名出现的过程。
东汉袁康所撰含有地域性地名研究内容的《越绝书》，不仅记录了古代吴越地区的许多地名，而且解释地名渊源30余处，同时还涉及地名命名规律。如卷8《地传》释朱余：“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日余。”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朱余地名的来源。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字书，对地名解释亦占有一定比重，如前书在山、水与土字部中解释地名即达652个。
《汉书·地理志》之后，《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等均记载了大量地名，更多地涉及了对地名渊源的解释和地名沿革的说明。晋代，解释地名渊源的舆地著作也日渐增多，如《太康地记》、王隐《晋地道记》，袁山松的《汉郡国志》，乐资的《九州要记》，张勃的《吴地理志》，虽已亡佚，但《艺文类聚》引《晋地道记》：“凉州城有卧龙形，故名卧龙城。”《太平御览》引《晋地道记》：“幽州因幽都以为名。”《经典释文》引《太康地记》：“徐州取徐丘为名”，均客观地再现了这些著作对地名解释的简洁明晰特点。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华阳国志》（常璩）解释地名渊源达20余处。地名知识的积累导致晋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名辞典《春秋土地名》（京相璠）。其对春秋地名渊源解释简明扼要，如《水经注·济水》引录：“华泉，地名，即华不注山下泉水也”，即为典型释例。东晋地理学家郭璞注释《尔雅》，以《释水》、《释山》对地名渊源研究，贡献最大。如释“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峄，言（山）络绎相连属”。
南北朝时期的地理著作《十三州志》、《水经注》、《荆州记》、《湘州记》、《钱塘记》、《宋永初山川记》、《舆地志》均含有对地名渊源的解释。其中《水经注》记录地名达2万个左右，解释地名渊源2400处，分属24类。因此《水经注》实为当时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同时，《水经注》还总结了地名的命名规律：“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候，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水经注》还总结出了“因山以表名”，“借水以取名”，“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称”，“以物象受名”，“以物色受名”等地名命名原则，并探讨了地名读音及地名书写问题。
继《水经注》之后，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开拓和加强，主要表现在于，自隋唐以迄清代中后期，记录有大量地名的全国总志、地图及地方图经志书的涌现。其中唐代《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代表了当时地名研究发展的新阶段。其标志是：地名方位与四至的描述；地名解释数量增加；地名解释内容扩展；地名渊源的进一步总结和地名读音及书写的规范化等。此外，唐代还于天宝元年（742年）“改天下县名不稳定及重名一百一十处。”可见，唐代地名研究的内容及涉及的范围较前代大为扩展了。
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通鉴地理考》（已佚）和《通鉴地理通释》，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清代《大清一统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和乾嘉学派的舆地著作等，不仅记录了大量地名，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地名渊源、尤其地名沿革，及某些地名的规范化研究。同时，作为地名载体的地图编绘亦获得长足发展。继西晋《禹贡地域图》、唐代《海内华夷图》之后，宋代《禹贡山川地理图》、石刻《华夷图》和《禹迹（跡）图》，元代《舆地图》，明代《广舆图》，清代《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历代地理沿革图》、《大清一统舆图》等，不仅直观地反映了古代地名空间分布状况，而且展示了地名沿革变迁的轨迹。据统计，自宋代以来，记载有大量地名的地方图经志书总数超过八千种，十万卷，涉及地名达500万处以上。
晋代以来的旅行记、游记，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徐霞客游记》则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地区及国外地名及其演变的重要资料。
乾隆中成书的《西域同文志》，以满、汉、蒙、托忒、藏、维六种文字相对照，记录了天山南、北路，西番，青海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及人名，而以汉字解释地名的语义，是一部重要的西域地名语源辞典，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地名因写法不同竟分为几地”的问题。
封建时代后期中国地名研究虽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就研究内容而言，仍侧重于地名记录、地名渊源解释、地名沿革研究，某些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及若干地名规范化探讨等，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没有出现重要突破，也未能形成独立学科。这就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阶段的突出特点。史念海教授在总结地名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指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长期处于史学、语言学和舆地学的附庸地位决定的。
二、中国近代地名学探索
中国近代地名学的发展以总结古代地名研究的成果、编纂地名工具书、探索地名规范化、介绍国外地名学理论及我国地名学理论的自我总结为主要标志，系现代地名学发展和成熟的准备与奠基阶段。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开始翻译介绍西方近代地名学研究著作，对中国地名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祖国地理沿革与地名沿革的热忱。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以杨守敬的《水经注》、《水经注图》、《历代舆地图》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为典型代表。这些集大成著作是中国地理沿革与地名沿革研究已达到空前高度的标志。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中国地名大辞典》后，又出版发行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地名4万余条，以叙述地名沿革和地名方位为主要内容，言简意赅。如“泗水县，春秋时鲁卞邑，汉置卞县，后魏省。隋改置泗水县。明清皆属山东兖州府，今属山东济宁道”。近六十年来它一直是一本有价值的地名工具书。20年代葛绥成编纂了《中外地名辞典》，40年代初修订为《最新中外地名辞典》，收录中外地名达2.5万个。介绍中外地名于一书这是第一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已开始清理和更改历史形成的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和重名地名，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到140余处。
3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受西方近代地名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开始以近代地名学方法进行地名研究，有关地名与地名学论著不断涌现，成为中国历史上地名学研究的空前活跃时期。如葛绥成的《地名之研究》，金祖孟的《地名通论》和《地名学概说》，是我国最早以近代科学眼光来论述地名和地名学研究的几篇有价值的论文，标志了中国近代地名学的新发展。30年代初，为纪念《申报》创办六十周年，丁文江、曾世英等主编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成为新中国成立前记载地名最多的一部中国地图集。当时，在研究方法上，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引入地名学研究是一个创新，取得了可喜成果；其以冯承钧、罗常培为代表人物。总之，近代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理论研究与综合研究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世界各国地名学发展的脚步，尤其伴随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国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获得了新发展，地名标准化方面的工作也迅速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颁布一系列整顿地名的指示与规定，为搞好地名管理推进地名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二、清除对邻邦含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及外国人强加于我国的地名；三、更改一批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和以人名命名而不宜保留的地名；四、更改一批字面生僻难读难认地名；五、调整并更改重名地名；六、制订少数民族语地名和外国地名的汉字译音规则等。
总之，近代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总结历史上的研究成果和推动地名的规范化方面，以及介绍国外地名研究成果和地名学理论与方法等。这为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着理论与资料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地名学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而且地名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尤其近代早期，即30年代以前，地名研究王要还是以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着重于古代地名的考证和地名沿革探讨。那时，“虽然地名及地名的解释工作受到历来舆地学者的重视，可是我国的地名学还不能说就此形成。”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中国近代地名学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地名学的发展从整体上来看，已大大落后于西方。
60年代，顺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关专家发出了建立“中国地名学”的倡议。1960年，曾世英教授首先提出了“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的意见。他指出，“研究地名意义的起源及其词义是地名学的任务，它在苏联已从地理学及语言学分支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我们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空白点。为了积极地发展这门目前还是空白的学科，赶上国际水平，我们测量绘图工作者殷切地希望把地名学作为一个空白的学科，迅速建立起来。”这一意见充分表达了老一辈学者创立中国地名学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1962年，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曾世英、杜祥明提交了《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的论文，系统地介绍了地名研究的国际现状，提出了中国地名和地名学研究的任务，指出了建立我国地名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曾世英所说的空白学科中国地名学显然已不是古代传统地名研究，也不是近代的地名学研究，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地名科学。因此，直至本世纪60年代，中国尚不存在现代地名学应是客观事实。同年，在上海史学会年会上，谭其骧教授做了《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的专题学术报告，殷切期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协作以建立“中国地名学”学科。专家学者的上述呼吁，不仅指出了当时中国现代地名学尚属空白的严峻事实，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地名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和发展。可惜的是，刚刚破土而出的中国现代地名学科学幼芽很快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淹没了。
三、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兴起与发展
60年代初，中国专家学者建立中国地名学的倡议虽因“文革”夭折，但他们的强烈呼吁和积极工作却为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兴起与发展莫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酝酿了更为强大的喷发力。因此，“文革”过后，中国地名学研究欣逢科学的春天，迅速兴起，并获得了健康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开展了现代地名学理论和方法论及地名的系统性、综合性与应用研究，地名研究的国际交往，地名刊物创办与地名工具书及地名著作的出版，各级地名管理与学术机构的创立和完善，地名档案的建立等方面。其主要工作是：一、建立各级地名机构，制订地名法规和管理条例，开展全国性地名普查；二、参加国际地名会议，开展国际学术交往，使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纳人世界地名学发展的轨道；三、规定“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制定《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少数民族语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推动中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了民族往来和国际交往；四、广泛开展地名科学研究，编辑出版地名刊物和地名研究著作与地名辞典，涌现了一大批标志着中国现代地名学研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面对当前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这些丰硕成果，甚至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国地名的研究已经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不论这一结论的正确程度如何，但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成就和发展的确是惊人的，令人欢欣鼓舞。
面对成就，还不能不冷静地认识到，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时间还太短，仅仅十余年时间的成果，尤其理论成果尚嫌不足，目前亟待加强的是地名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以推动地名研究和现代地名学的全面深入发展。关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面对我国地名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应密切关注，积极投身于现代地名学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国现代地名学大踏步前进、赶上并超过世界地名学研究先进水平的关键。根据目前我国地名学发展的现状，我认为地名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对以下几方面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1．深入研究地名学基础理论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地名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现代地名学的学科属性或认为属于历史学，或认为属于语言学，或认为属于地理学，或认为是一门与多种学科相关的独立学科，尚存在严重分歧，争论还在进行中。因此，实有必要作进一步探索和争鸣，着重解决地名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地名学的边缘学科等；以期通过争辨，获得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加强应用地名学研究 应用地名学系地名学中的应用部分，它致力于对地名学所阐明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的具体运用，实现地名学广泛的社会价值。因此加强应用地名学研究，目的在于推动地名学研究为社会实践乃至经济建设服务。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在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过程甲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推动整个学科体系的健康成长。理论研究若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应用，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名学研究也是如此。
3．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学理论学派的形成 认真总结、深人研究适合我国地名学特点的地名科学研究方法，形成并完善一套完整的方法论理论体系，以便更有效地指导正在进行中的每一项地名学研究工作。同时，不断地有所选择地介绍并引进国外地名科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及其先进成果，充实与完善我国现代地名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关于这一点，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开端。这可从《地名丛刊》1989年1、3、5期先后刊载的陈公善《统计地名学》、《数理地名学》及文朋陵《聚类分析方法在地名研究中的应用初探》等为例。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地名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是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着重于地名的来源和含义的阐述，或地名音、形、义的研究，定量分析却极少见。而定量分析才是现代科学的特征。它通过大量地名的数理分析，更深刻更精确地阐述地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以定量的精确判断来补充定性描述的不足，帮助人们更透彻地理解地名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现代地名与数理统计、概率论等相结合将促进地名学研究进一步现代化、理论化，成为我国地名学研究飞跃发展的新起点。
综上所述，近十余年来中国地名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形势，是我国现代地名学迅速兴起和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地名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其丰富的内容，但“唯其能够研究事物演变的规律，它的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有关地名学这样的论证和对于若干规律性问题的探索，还只能说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如果能够继续探索，也许可以明确更多的有关规律。”地名科学研究任重道远，愿地名工作者以新的进取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推进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健康成长和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