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讨论地名学的小气候，促进了现代地名学的成长和发展。但是现今在社会上，甚至在学术界，对地名学则了解很少，承认地名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往往还缺乏充分的理性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忽视对地名学展开社会宣传的研究工作。十分清楚，得不到社会的充分了解和积极评述，任何学科都难以真正发展，地名学也不例外。
地名学的研究和宣传，需要深究和浅释。对地名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来说，要深究；对地名学宣传的对象和问题来说，要浅释。只研究不宣传，或重研究轻宣传，或研究少而宣传多，都是工作上的偏差。当前，地名学存在的情况是，研究之风兴起，宣传之风未尽。对社会，地名学要着重宣传什么问题？如何讲才易被人们所接受？这本身就是很需要下些功夫研究的问题。这个功夫下到了，宣传就会获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当前，社会对地名学需要了解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名学是研究什么的？
很明确，地名学研究的对象是地名。地名作为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或者说作为个体地域的指称，普遍具有语言的、地理的、历史的综合因素。例如，北京作为一个地名，首先它是一个专指地名的语词，写作“北京”，读作“Beijing”；二是它有一定的地理位置和地域范围；三是它具有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因此，以地名为研究对象的地名学，也就需要进行语言、地理、历史以及民俗等多侧面的综合研究。在地名研究中，要具体阐明和解决的问题是：地名的语源和语意（如“哈尔滨”，源于宋代女真语“阿勒锦”，意为“荣誉”）、地名的来历和演变、地名的地域分布和类型、地名的现代功能性、地名的标准化和译写规范化、地名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处理等。
二、地名学有什么实用意义？
众所周知，地名对每一个人都有实用意义。起码来说，通信、走访、旅游以及许多社会交往活动，总是要用到地名的。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类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纷争的不断出现，地名的使用也就更加广泛，它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息息相关，而且与国家的外事、国防、民政、贸易、交通、邮电、测绘、新闻、出版、科研、文教、旅游等部门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地名，增强地名的现代功能以及应用价值，就成为社会和时代的需要。
一个地名或一片地名群，往往能为我们提供一点或一系列的线索，以研究那个地点或地区的语言、地理、历史、民族的背景，而且往往可能提供某种重要的历史侧面。由于地名是人类活动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人们把地名视为社会的和时代的一种重要标志，有的人把它称为“无形的化石”。举两个例子来说：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在对乌兰布和沙漠地区的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了现在内蒙古杭锦后旗阴山哈隆格乃口子就是汉代鸡鹿塞所在地（山谷南口，两侧的一级阶地上有石城建筑）。同时，他证实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三座古城的废墟，就是汉代的窳浑城（保尔浩特土城）、三封城（麻弥图庙土城）、临戎城（布隆淖附近土城）（参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于确定了这种事实，就使历史上的地名与今日的地点对上号，这就对我们研究汉代在这一地区的开发，以及研究这一地区自然面貌和土地利用情况的历史变化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北京市研究历史地名的几位专家发现，在通县牛堡屯乡的一小片地名群中，有名为“大北关”“小北关”相邻和“前南关”“后南关”相邻的村庄，它们的位置呈南北对应，颇有城关格局。经实地调查，这几个村庄之间地势略高，地面坦阔，随处可见古代建筑物的残砖碎瓦，但甚少村落，那些古代的瓦片砖块，经鉴定确认都是辽、金时期的遗物。由此以及其他有关史料初步论断，史籍中见到的漷阴县城的遗址完全有可能就是此处。据此判断，也对“现在通县漷县乡人民政府驻地漷县（村）就是辽、金时期的漷阴县城所在地”的说法提出了纠正性意见。
由上可见，地名研究不仅具有社会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科学价值。
三、我国地名学已有哪些主要成果，当前进展如何？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地名应用领域和应用程度日益增大。80年代以来，我国在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地名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论在理论地名学、考证地名学方面，还是在应用地名学、地名教学论方面，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日益精新的研究成果。
例如：围绕地名学的科学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分类以及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在地名书刊上已有不少文章发表，其代表性的文章有：曾世英、杜祥明《地名学导言》（载《地名学论稿》一书）；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邹逸麟《谭其骧论地名学》（《地名知识》，1982.2期）；陈仲雍《应用地名学问题争议》（《地名》，福建，1982）；李如龙《试论地名的分类》（《地名》，福建，1982）；许辑五《试论地名学的性质》（《地名知识》，1984.5期）；吕以春《陈桥驿论地名学》（《地名知识》，1985.2期）；刘盛佳《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地名学》（《地名知识》，1985.2期）；杨光浴《地名学的性质、对象及研究方法》（《地名知识》，1986.6期）。此外，陆尊梧节译的日本山口惠一郎《关于地名学的几个问题》（1982年在《地名知识》3、4期发表），也反映了译者和刊物对地名学理论问题的重视。值得引起重视的地名学研究成果，还有河北师范大学已故的许辑五教授曾专门培养的地名学研究生孙冬虎、刘岩（女）分别撰写的两篇硕士论文：《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的演变和类型》和《河北省植物聚落地名群研究》。这两篇论文，图文并茂，数据充分，在我国开拓了区域地名群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又如，1978年以来，测绘研究所地名研究室在对蒙、维、藏语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曾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三个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地名录，以及四川省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地名录。他们还努力研究了中国地名单一罗马化问题。地名学著名的老专家曾世英同志所著的《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一书，从理论和实践上评述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的拼写问题。此外，还有《汉英对照中国地名手册》《中国地名录》等成果。北京市还编印了全部十八个区、县的地名录，受到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的重视和好评。辽宁省地名委员会、辽宁省地名研究会编辑了《地名丛刊》杂志和《地名学研究》一、二集；山西省编辑的《地名知识》杂志迄今已连续出刊55期；中国地名委员会创办了《地名工作通讯》。其他如福建的《地名》、云南的《地名集刊》以及《湖北地名》《内蒙古地名》《厦门地名》等，都发表了不少可贵的地名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的一项巨大的地名学工程，就是编纂和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十二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这部辞典将对我国十万条左右的各类地名词目作出精确的诠释，它将成为我国史无前例的一套地名学名著。
取得社会的了解和支持，在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中国地名学的学术开拓，如果做到既能与实际的地名工作密切结合，又能与社会息息相通，就必然会取得新的更加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