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学与民族学研究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05-11 阅读：82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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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地名是人类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地名都是通过语言而存在、通过文字而形诸记载的。以地名为研究对象的地名学对民族学研究的作用如何？地名研究的方法怎样？现就手头材料略述管见。不妥之处，欢迎赐教。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
地名的起源与构成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它有着自身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地名最早出现于何时，已无从査考，但可以设想，自从人类社会产生语言之后，便可能产生地名。人类远祖为了生活和生存，同大自然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他们在熟悉周围的地理实体之后，创造指称，加以识别，因而产生地名，只是时代久远，没有（也不可能）留下物证。
地名的产生与发展是受人类生产、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制约的。总的说来，地名的数量由少而多，内容由简而繁，命名的依据由单纯而复杂，其形式也越来越多。按地名学的原理，最初的地名命名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一些大型的地理实体，如江、河、湖、海与大陆，便是早期的命名对象，如亚细亚、欧罗巴、埃及这些地名，早在纪元前三千年到二千年间便被地中海东部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和亚述人所使用，我国的江（长江）、河（黄河）亦有几千年的记载。大凡地理实体越大，地名往往越古。
地名的构成各有特点。就汉语地名来说，一般由专名和通名构成，如“广东省”、“海南岛”······等。有时除专名和通名之外，还附有第三成分作修饰语，如“老邢村”、“新李家”。专名具有绝对排他性，不容许相同的地名存在，通名虽亦以客观地理实体为命名对象，但着眼于类。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中，江河类通名就有江、河、水、川、溪、涧、沟等九种以上；山岭类通名计有山、岭、峰、顶、顶子、嶂、尖、岗、梁、岩、台、周、峪等十三种以上；湖泊类的通名计有湖、泊、池、盐湖、盐池、海、海子、泡、泡子、潭、淀、洼、淖等十三种以上。实际生活中的通名还要多，在该地图集一万五千条汉语地名中，除去行政区、居民点和城市街道外，仅一般地名的通名就有八九十个。
关于地名的命名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反映当地自然地理景观的地名和反映历史人文现象的地名，亦称之为自然地名和文化地名。以海南岛乐东、定安、保亭三县的一些汉语地名为例：
自然地名有——
1. 以山为名，如：山脚、山道、山园道；
2. 以水为名，如：水内、海坡、响水；
3. 以地形为名，如：三角土、长坑、长沙；
4. 以气象为名，如：风田、风头，求雨；
5. 以色泽为名，如：青岭、黄流、白沙；
6. 以动物为名如：山鸡田、牛泥头、落马村；
7. 以植物为名如，槐村、芒坡、竹头等等。
文化地名有——
1. 以姓氏命名，如：高园、新邢村、老孔村；
2. 以官命名，如：官安、官村、官园；
3. 以兵命名，如：前营、后营、四所；
4. 以宗教名，如：佛老、佛罗、佛丰；
5. 表祈求，如：永安、长兴、赖昌；
6. 表民族不平等，如：镇远村、胜敌村、新民村；
7. 表民族平等，如：解放村新联村、友谊村；
8. 以民族名，如：黎村、苗村、新黎村；
9. 以新老命名，如：新村、老村、新庄等等。
由此可见，地名的命名和发展都有其客观规律。
地名的民族特征 各民族都有其民族语言。人类群体经历了从氏族到部落，从部落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的发展过程。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语言，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语言到[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语言的不同阶段。民族语言各有其特征，地名的民族特征便是民族语言特征的反映。下面，试以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为例，说明地名上所反映的民族特征。
壮语地名的特征是有不少冠“那”、“六”（“禄”、“渌”、“绿”、“荼”）、“都”、“板”等的地名。例如：
“那”壮语意为“水田”，地名有那马、那愛、那梭、那榄、那吉、那痺、那苗、那荷、那怀、那伏、那落、那鸟、那良、那六、那弄、那白、那雅等等；
“六”壮语意为“谷”、“山谷”，地名有六合、六田、六双、六丁、六马、六朴、禄马、禄村、渌晚、绿居等等；
“都”壮语为冠词，地名有都享、都斛、都骑、都平、都那、都城圩、都续、都龙甲、都劳等等；
“板”壮语意为“村子”，地名有板棍、板岭、板利、板典、板桥、板陂等等。
傣语虽与壮语同一语族，但语音和词汇有差别，上述的“村子”在徳宏傣语里均读“曼”。傣族地区也有不少冠“曼”的地名。如曼门、曼回、曼纳庄，曼戈腊、曼外、曼卡、曼戈萌、曼掌等等。傣语“水田”
民族语言内部不同的方言，也产生相应的、具有其特点的地名。例如，黎语地名的。村子”就有“抱”（如抱郎，抱板），“番”（如番缦、番那）、“方”如（方龙、方满）、“芬”（如芬法）等地名。“水田”也有“打”（如打南、打罗），“那”（如那口、那栊岭）等等。
不同的民族聚居在不同的地区，因此地名有其区域特征，不同的地区有其不同类型的地名。地名的区域特征也是民族语言特征的反映。例如，广西及其邻近地区奁不少冠“那”（“罗”）、“六”（或“禄”、“渌”等）、“都”、“板”等的地名，在牡它地区就没有。同样，内蒙古有不少含“旗”（如苏尼特左旗、巴林右旗、库伦旗）、“浩特”（如呼和浩特、乌兰浩特、锡林浩特）、“敖包”（如紫敖包，敖包山、郭尔本敖包）等的地名，也是国内其它地区所没有的。
地名的稳定性与演化 地名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其特征之一。相对来说，地名是稳定的。一个地名的使用，历时不仅长于人的寿命，甚或比创造它们的民族和成初用以表达它们的语言的寿命还长。尽管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一些民族迁徙或消失，语言分化或融合，但许多地名依然不变。大的地理实体如山、河、湖、海的名称如此，县、市等专名也不乏其例。据统计，《辞海》（修订稿地理分册中国地理）收录的全国二千多个县、市专名中，一次命名的有1064个县、市，占整个县，市名称的百分之四十四，如灵石（山西）、陵川（四川）等自隋一直沿用至今，龙溪、长汀（福建）等自唐一直沿用至今。改名后又恢复旧名者79个，占整个县、市名称的百分之三点三，如三国吴置阳新（湖北），隋改永兴，明清为兴国州，1914年恢复阳新旧名至今。秦汉县、市名称沿用至今已二千多年者139个，占整个县、市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八。
地名稳定持久的重要因素就在其习惯性，或称之为先占权。地名一经命名，便习惯沿用。因此，地名常保留久已被人遗忘的语言现象，被人称之为一种猫将的历史古文献。例如，关国密西西比州借自密西西比河之名，在印第安人阿尔贡金语中，“密西”意为“大”，“西比”意为“河”，密西西比即“大河”。密西西比之名尚存，而创造这一地名的民族及其语言早已消失。
地名有其稳定性，但也有演变。地名的稳定和变化是对立的统一，稳定性是相対的，不是绝对的。演变的原因很不相同。首先，原地名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条件的改变、居民语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临高话地名通名的“水田”现已变为，如“那文”已变成。无汉字音译，便写作“多文”了。
民族的迁移兴衰，政治组织的瓦解，也会引起地名随之变化。比如直布罗陀海峡北岸西端西班牙境内的Trafalgar（特拉法尔加）海角，西班牙人已不知其含义。根据语言分析和历史追溯，查明是阿拉伯语地名，摩尔人统治时期命名，原为Traf（尖端）algarb（西方），意为“西方的尖端”。
此外，避讳改名（如避宋太宗赵光义的讳改江苏义兴为宜兴）、语音讹误（如北京前门外的王广福斜街，原称王寡妇斜街，几百年后，因语音讹变而成今称。）等都使地名演变。
这样，各时代的地名都有其时代色彩。如果从一个地区不同时代的地名来考察，象对考古学上的文化层一样，可清楚看到不同时代的地名层次，对地名层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不同时期的民族或人类群体活动的图景。
地名学与民族学研究
地名学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无疑有重大作用。人们根据地名资料可以探索创造地名的民族或群体的史前史，恩格斯的著作《法兰克方言》便是利用地名资料研究民族历史的光辉范例。它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民族历史的研究，而且对语言学的研究都有现实意义。下面试举一些例子，以说明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地名证料所能起到的作用。
土地和人民 民族的发展有赖于它生活环境中的物质条件。要研究某一民族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首先要弄清该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及其原始居民。对原始居民的研究，除了从考古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角度去进行之外，往往还需要求助于语言学，求助于地名资料的佐证。语言学比较各种语言，借以辨认这些语言所导源的共同语和操这种语言的人们，但是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因此没有把语言保存下来，现在所留传的仅仅是古老地名。语言学的比较分析是通过地名分析进行的，古老地名就是原始居民存在和活动的佐证。
史前西欧法国领土上，现在只留下几个很古的山岳、河流和地方的地名，有时可借以认识史前时代某个地区使使的是什么语言。现在知道最古的西班牙人是伊比利亚人，但伊比利亚人和伊比利亚语已经消失，那里遗留如“伊比利亚”半岛、“比斯开”湾这种伊比利亚语地名。北美和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某些语言也与操这些语言的人一起消失，所遗留的也是这些民族的地名。上述印第安语的密西西比便是一例。
广州附近有麻某地名，如麻榨（龙门县）、麻车（增城县）等，其含义用汉语不能解释，这可能是古代南越族一支的地名，因此他们也是广州一带最古老的居民。
族源和族属 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族源，主要依靠对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找出其同源关系。语言同源，往往说明操这些语言的民族曾有共同的生活，来源于同一祖先。因此，地名所提供的资料也可用于配合考古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历史学等来研究族源。例如，关于达斡尔的族源，目前论说不一，其中主张源于契丹说者人数最多。论据之一就是地名。他们认为关于达斡尔的传说与契丹史实吻合，而且达斡尔语中还保留一些契丹语的名词和词汇。达斡尔语中保有契丹史迹（即用契丹人看守备边）的“迪堡”专语“乌尔都”，即指金源边堡。这一语词在其他语言如蒙语中都巳消失，只保留在达斡尔语中。在辽代契丹人的村落地名中有哈喇庄、耶律各庄等地名。清初达斡尔人编佐时，也曾有过哈拉村和雅克萨村共编为一佐的事实。达斡尔内迁以后，建立的村落中也有以哈拉命名的，如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区的哈拉屯等。因此，“关外的哈拉屯和关里的哈喇庄似可当作达斡尔源于契丹的记录”这是用地名佐证族源的一例。
民族的形成，大体有“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两种情况。用地名证“同源异流”者较常见，用地名证“异源同流”则尚少有人问津。试举一例。秦时，南越人还过着半农耕半渔猎的生活，秦始皇派汉人五十万入珠江流域戍守并和南越人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在此基础上，南越人一部分与汉族融合，一部分后来成为少数民族。试者今日岭南地图，不同民族语言类型的地名交错，正说明这一民族融合过程。
族属问题也可用地名证明。例如，关于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一直有彝族说、氐羌说、傣族说等，争论较多。近人用地名论证属白族，认为南诏的“诏”是白语，意为“一片地方”，南诏在诸诏之南，故叫“懒诏”，又白语叫巍山为“闷火”，巍山为南诏故地，蒙氏主之，因此闷、蒙变音，指的就是蒙姓。"火”即聚居集团，和“诏”意相同，也与“家”、“氏”相通。因而证明南诏王室蒙氏是白族先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存在彝族白族化问题。
地名分布与民族分布 一个民族生息繁衍於斯，时日长久，便遗留地名。按其地名分布情况求其民族活动范围，结论每令人信服。例如，上述冠“那”、“板”等的壮语地名，分布在广西全境、云南南部、广东西南部、越南和老挝北部，而且十分集中，泰国和缅甸掸帮也有。这一地区东到广东番禺的都那、珠海的那州，西到缅甸捧帮的那龙、西双版纳的那寺，南至老挝的那山、那鲁、泰国的那家，北至黔桂边界。目前的壮族仍居留在这一地区之内。
云南南部，有不少“勐”某地名，如勐腊、勐棒、勐醒、勐混、大勐龙、勐遮、勐满、勐养、勐往、勐宾、勐朗坝、勐班、勐省、大勐峨、勐库、勐定街、勐勇，小勐统、勐佑等等。“勐”，傣语意为“坝子”，属傣语地名。上述地区正是傣族生息之地。
同样，从其它的地名区域特征中也可看出地名的语言系属和使用该谐首的民族分布。例如，从东北满语地名、内蒙古蒙语地名、西藏藏语地名的分布中可以看出满族、蒙族、藏族的分布情况。
历史上的一些民族已经消失，他们分布的地区已无文献查考，但依靠地名还可指出其梗概。古民族徐夷、淮夷已融合于汉族，只留下徐州等地名，僰人已不存在，但《水经注•江水注》中有“僰道县”（汉置，今四川宜宾西南），注云：“县，本僰人居之”，具体说明了古民族僰人的地理位置。
地名与民族迁徙 民族的迁徙与变化往往没有文字记载，无文献可査，史前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将民族分布区和民族地名分布区对照，便可看出民族迁徒图景。例如，把现在壮族分布区与壮语地名分布区比较，即可看到广东西南地区现在已无壮族居住，而壮语地名却依然存在。这就说明壮人已从该地区消失或者迁去。
民族迁徙时，往往“移住者把他们故乡的地名也带往新的移住地”为。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导致民族迁徙。迁居者把故乡地名带到南方，在住地侨置州、郡、县。例如，兰陵郡原在山东，后来该郡人民迁入江苏武进后，又在该地置南兰陵郡。中原人民南迁后侨置地名尚有文献可考，判断史前民族侨置地名的情况则要注意不同地区的地名是否雷同。
地名也反映民族迁移的路线。例如，史前时代克尔特人从黑海北面向西欧迁徙过程中，在中欧就留下了地名。恩格斯在谈到克尔特人迁徙的路线时写道：“虽然北日耳曼尼亚的山河带有克尔特人名称的，比南部少而且不可靠，但是绝不能认为，克尔特人只选择了一条通过日耳曼尼亚山区比较崎岖的道路，而没有同时利用那条横贯北日耳曼尼亚大平原的比较便利的道路。关于傣，泰、壮族的南迁问题，也可利用从两广沿着川、黔、滇直到老挝、越南、泰国都有这些民族语言的地名来论证。
地名与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可从地名的分布中看出。相邻的、具有不同区域特征的地名反映着不同民族间的关系，例如上述的壮语地名和傣语地名。这是横的民族关系。就一个地区来说，从地名层次中还可以看到纵的民族关系。以西班牙地名层为例。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现在知道最古的西班牙人是伊比利亚人，他们遗留下来的地名前巳述及，这是最古的地名层。
公元前八世纪，腓尼基人已称霸地中海，并开始在西班牙南部的迦迭司（今名加的斯）殖民，以后扩展到马拉加、塞克西和阿布得刺等地。公元前535年以后，迦太基人占据了这些地方，并竭力向西班牙内地推进，结果遭到反抗，最后只在南部沿海留下腓尼基语、迦太基语地名。这是第二个地名层。
公元前五世纪，克尔特人从北方侵入并占据了西班牙。克尔特人在这里的时间较长，留下了克尔特语地名。这是第三个地名层。
罗马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战败迦太基入以后，征服了西班牙，统治达几百年，这时期的地名都有拉丁语的遗迹。
公元5世纪40-60年代，整个西班牙又被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等占领，留下了包括哥特语、汪达尔语、阿兰语等的第五个地名层。
摩尔人从公元711年侵入西班牙直至15世纪西班牙光复和统一为止，这时期留下的是阿拉伯语地名，一般西班牙人巳不知其中一些地名的含义。
最后一个地名层是西班牙语地名层，这是15世纪西班牙光复和统一以后的地名层。纵观西班牙的地名层，便清楚看到伊比利亚半岛上侵略与反侵略、占领与反占领的长期残酷斗争的民族关系史。
有时，一个地名也反映不同的层次。例如，云南思茅的“那卡箐河”就有壮语成分（那卡）、苗语成分（箐，大竹林的意思）和汉语成分（河）三个层次，记录了该地居民先是壮人、后是苗人、最后是汉人这一过程。
经济生活和社念制度 有趣的是，地名也可用作以往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的证据。例如，海南岛反映黎语“水田”的地名占黎语地名的11.5%（用6000个地名统计）。由此可见，黎族的农业早已相当发达。如果结合黎语各地名群地区的土地性质和地名数量来考虑，对上述结论会确信无疑。同样，蒙语地名中有不少含“塔拉”（谷地与平原的通称）的地名，如赛汉塔拉等，也反映畜牧业的发达。
社会制度方面，可用凉山地区地名说明。那里的地名打下了彝族社会奴隶制度的烙印，有以奴隶主姓氏命名的地名，如“金口”，彝语意为“金曲家的住地”，“莫什阿觉”，意为“莫什家的坝子”等，都反映了奴隶主各霸一方的情景。有用家支的姓氏命名的地名，这类地名在有的地方如甘洛县则沟乡竟高达50%。有反映奴隶制时期战斗与争夺的地名，如美姑县巴普乡的“地洛”、大古乡的“地尔”，彝语都意为“相互争夺的地方”。国外也有用地名帮助找到过去世袭领地和地产位置的例子。
宗教迷信 宗教迷信也会在地名中反映出来。西藏的地名就有许多富于宗教色彩。西藏地区在佛教传入以前曾流行“本教”，因此便有反映“本教”的地名，如谢通门县的“喷仲”（意为“本教村”）、巴肯县境内的“本曲”（意即“本教河”）。佛教传入以后，又有反映佛教的地名，如佛教徒尊称释迦牟尼为法王，八担县的“希娃曲吉”即意为“自在法王”。还有以神命名的地名，如“度母”为藏传佛教的一女神名，西蔵以度母为地名者不少。
因迷信而命名的地名也有。吉林省蛟河县乌林地区以前有个村子因黄鼠狼为患，村里人便把村名改为“狐狸洞”。因为据迷信传说，狐狸能制服黄鼠狼，“狐孙”能制服“黄仙”。这是人们在未了解某些自然现象的条件下，赋予语宫以一种神秘色彩和神圣力量的例证。
自然环境 反映自然地理景观的地名，在各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例如，泰山、黄河、洪湖、南海，雁门、蓉城，铁山嶂，铜厂、石鼓等都是以山、河、湖、海、动、植、矿，器物等命名的。综观民族地区的自然地名，也总是显现出该地区以山、水、村、田、动植物等命名的地名，如壮语地名的通名岜（石山）、（周围是山的盆地）、（山坯或山口处）、岩（岩洞）、渌（山岭或山林）、湳（水）、那（水田）、
从上面可见，地名资料可用于复原民族古代历史面貌，弄清社会发展历史，也可借以了解民族社会状况，搞好民族地区建设。但也应该看到：
一、地名无疑是宝贵的古文献，在民族史前史研究中的作用可与古文化遗迹的作用相比拟；不过两者都不很完善，都不能把当时的历史面貌全部保存下来。因此，它所解决的问题也不全面，对民族学研究的一些领域，如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等，以地名资料就无法论证。
二、 地名的演变，常使研究者碰到困难。为此，必须对地名进行综合研究，以语言研究为主，辅之以历史研究和地理分析；做到不仅从语言学方面看是可行的，而且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观点看也是可行的，才能被认为可靠。未进行综合分析的地名资料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
三、 为了使研究成果确实可靠，通常不单个使用脱离地名系统的地名作为论证依据。否则，即使形式类似，也有犯错的危险。例如，“那”某为常见的壮语地名，但不能因此认为西藏的“那曲”，或者辽宁洮安星的“那金河”也是壮语地名。
民族学研究中的地名研究方法
随着社会发展、民族迁徙和语言变化，地名经常演变，致使不少地名音义讹误，失却真实。民族学研究求之于地名，首先要弄清地名的词源是否真实可靠。有文献记录的地名，还可依据古代文献来研究民族历史。问题是不少地名尚不知创造它的民族和地名词源，将之用于民族研究，还必须对这些地名进行研究。这里我们只讨论地名的语言学凋査研究方法。
研究的原则和步骤 研究地名源流、弄清含义和演变，应该注意下列几点：
第一，要有民族观点。对地名的研究要弄清地名的隶属关系，弄清它属什么民族的语言，不耍为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所迷惑而看不清是其他民族语言的地名。
第二，要有历史观点。各民族的地名自命名至今，年代久远，地名语词的形、音、义都可能有变化。同时，人们了解民族地名多是经过转写，因此，要了解地名产生过程和演变经过，不要为地名的现代写法所迷惑。
第三，要有全面观点。语言的演变都有其规律，但只能从全部资料的比较研究中才能把这些规律找出来，不要对地名进行个别推测，搞猜谜式的硏究，因为这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地名研究的步骤是：首先要收集具体地名资料。把地图、地名录、历史文献和调査所得的地名分别整理，弄清这些地名的当地读音、历史过程及其准确位置。资料不足，位置不准确，都会增加分析研究工作的困难，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而使所收集的资料对研究工作没有意义。
其次是确定地名的语言归属，并分类进行统计。地名资料收集齐全之后，要作语言分析确定，地名属什么民族语言，什么意义，并分别统计，以找岀同一地区不同词源地名的数量对比关系，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同一词源地名的分布，做到心中有数。
最后，对经过统计分析的地名资料作历史比较研究。
历史比较法 地名的语言学调査研究主要分为第一、词源研究，第二、地名变迁的研究，第三、以地名为资料的语言、地理、历史、民俗等方面的研究。词源的研究要以第二、第三两者的研究为基础。不弄清地名形式、语音和意义自命名至今的演变，不了解地名演变的原因，就难以解释词义。用地名的现代形式和不明系属的其他语言比较、用现代形式解释古代地名、或对地名作个别趣味性的解释，都容易产生错误。
地名词源的研究可用历史比较方法。在确定地名的语言系属之后，再进行比较研究：
一、将某一民族语言地名的中心词（通常是地名通名）跟亲属语言或方言有关的词比较，从现代语言的形式、意义方面一步步地追溯到古代语言。
二、在某一语言范围内确定构成地名其他成分的词义，对地名作正确合理的解释。
地名词源研究的意义是追溯该地区地名长期以来逐渐发生的变化，验证结论是否正确。例如，广西的“那郎”（横县）、广东海南岛的“那门”（崖县）、只龙（乐东县）、打南、什南办（保亭县）等关于“水田”的地名的亲属关系，从汉语（文字）形式上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就“那”、“只”、“打”、“什”的实际语音来说，也有。两种。到底它们是否为同一语族，亲属关系如何？我们运用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将壮侗语族各语言有关的词进行比较研究，重建其“原始共同语”的形式为*nta，便可知壮侗语族语言的“水田”一词都由*nta演化而来，同出于一个祖先。这就验证了这些地名通名的语言关系。
汉语“那”的中古音为*na（奴箇切），上古音为*nai。看来，把壮语和黎语的译为“那”可能属汉语中古音。其它译“只”与“什”者，属方音译词。
正确使用历史比较法，要注意：1.地名词汇的比较只能在亲属语言间进行，不同亲属关系的语言不能进行比较研究。譬如，不能拿壮语地名“那”与别的语言的同音词比较，因它们不是一回事。2.年代不同，或者年代模糊的地名之间不能进行比较，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3.对词源的判断，应在大量材料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不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孤独材料的对比往往得出错误结论。在比较研究中应找出语言变化的规律。4.研究词源，应熟悉有关语言，否则困难不少。
地名硏究的困难是：1.地名自命名至今，因年代久远，居民迁徙，语言变化，致使一些地名失去原义或者含糊不清，无可査考。2.地图或文献中的民族地名往往因转译时的差异与讹误，难以分辨。例如，蒙语地名中的“富饶”（bayan）一词，汉译中就有巴颜、巴彦、巴燕、巴音、白颜、白彦、白音、白银、白云、坝堰，八印等十余种译法。有时，来源不同的地名词素，却被译为一字，例如“百色”（洗衣地）的“百”和壮语地名通名“百”（口、河口、山口）都译为“百”，也造成研究中的灾难。3.各种原因改名，也增加研究的困难，避讳改名便是一例。
考证和调查 解决研究中困难的办法，首先是考证和调査。研究地名的词义和沿革，尽量使用各种词典和有关语言史的书籍，使用地理专著、地方志和有关文献、文章。我国历史悠久，载有地名资料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均可为民族研究服务，这里不一一列举。
最后，还应尽可能将比较研究和考证的结果，通过实地调査，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实际。例如“克拉玛依”是否有“黑色的油”、“金鸡岭”是否有“金鸡”等等。调査情况与研究结论一致，就证明研究的结论是正确的。一些地名命名的依据已改变或者消失，调査后也可作出适当的解释。
总之，地名研究对于探讨历史上人类群体生息变迁，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所处环境，民族或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复原民族史前面貌，重现社会发展史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了解民族社会状况，搞好民族地区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地名学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成为民族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的读音也有别于壮语，因之汉译为“纳”，如西双版纳（意为十二千田）的“纳”。
（水坝）、伏（河对岸）、板（村）等等，都描绘了壮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和经济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