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地名文脉传承研究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课题。基于基因图谱视角切入，采集“村庄”地图POI兴趣点数据，以徽文化核心区6697个村落地名作为离散点，利用数理统计和ArcGIS10.2核密度估计的空间平滑分析法对村落地名基因解译与空间格局分析，探讨村落地名文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基因图谱蕴含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两大基因片段，包括地文、水文、生物、矿物、文化、军防、经济、建筑、交通、方位、意象和其他等12个基因亚类；与地理山水环境紧密性依赖、将地域文态空间符号化记叙以及以人地朴素关系协调式互动是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重要的文化特征，文化基因映射于地域空间均呈现高度集聚性和多向扩散性分布特征；移民交融、环境勘察、行为活动和沿袭变迁以渊源、本底、基础和演进的形式形成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的重要源发因素。

关键词：村落，地名，基因图谱，徽文化核心区

地名作为共同约定赋予地物与空间的语言符号，镜像于地域文化，承载乡愁情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有关地名研究的主要焦点由命名本身转向权力和象征等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叠合地名与物质空间探讨将其作为映射于空间的符号载体与文化遗产、土地利用等影响关系。但伴随融合现代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引入，这一具有潜力的技术手段更好地揭示以往未被充分认识的历史、地域、文化和政治等。正如德国学者Fuchs S所言“尽管批判性分析视角为解读地名提供重要见解，但通过现代空间分析方法和制图技术可提供新的协同性分析角度。”部分学者尝试利用数字地图等大数据来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普遍最小二乘法（OLS）、地理加权回归（GWR）和核密度估算（KDE）等方法探讨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地理扩散性。较于西方国家，我国地名研究历史积淀深厚，最早有关“地名”的记载可追溯至《周礼》，以清代考据学派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古代地名考证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我国现代地名学理论研究源于西方，并以此作为重要参考。受国外学术影响，王彬等学者也将GIS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到地名研究。近年来，地名文化遗产成为地名学延展的新领域，有关学者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等方面亦做了良多探索。

尽管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地名研究成果颇丰，但尚存以下不足：（1）研究区域受行政单元束缚，文化区、地形区等为单元的探讨较少。此外相对城市社区、道路等研究对象，学界对于乡村地名关注度尚低；（2）研究视角偏于单一。鲜有多学科交叉视角，国内学者创造性地将生物学基因理论应用于聚落研究，这一探索亦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3）研究方法有待丰富。传统地名数据获取多基于图集等文本摘录方法，这对于区域研究来说数据获取与处理十分繁杂。鉴于此，本文基于基因图谱视角，采集“村庄”地图POI兴趣点数据，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方法，对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基因图谱、文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展开研究。

1 研究区域、数据

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古徽州地区以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生成孕育了特色丰富的徽文化。徽文化核心区地跨皖、赣两省，位于东经117°12′31″~118°56′12″，北纬29°02′44″~30°30′57″，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地貌以丘陵山地兼河谷盆地为主，是徽文化产生、发展及保护传承所涉及的核心地缘区域，行政范围包含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安徽省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等8个区县，国土面积12881km²。本研究以村落地名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内乡村聚落众多，且很大程度保留了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于2020年1月17日利用高德地图开放资源以“村庄”为POI兴趣点获取信息作为数据源，高德地图POI信息是实体地物在地图上的抽象点数据，能够精确的记录实体名称信息与空间坐标。通过数据爬取手段得到徽文化核心区8个区县范围内所有乡村聚落信息6697条，并进行数据去重、纠偏等预处理，将村落地名和经纬度坐标写入Excel建立村落地名数据库，便于关联Arc GIS共享。同时广泛收集相关馆藏档案以及网络开放资源，查询相关村落地名的由来、变更等信息，并对其统计分类，以类别代码的形式补充数据库。

1.3研究方法

1）基于传统文献研究法查阅文本资料，对徽文化及其村落地名等信息进行梳理，提炼村落地名中折射的文化信息，并归纳分析村落地名文化特征。

2）通过R语言弦图（Chord Diagram）将村落地名基因类别和统计信息编排邻接矩阵（Adjacency Matrix）代码，实现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复合关系可视化。弦图的数理意义在于通过连接纽带直接展现对象之间的关系，纽带的宽度表示对象间关系的强弱，扇形的宽度代表对象本身的数量大小。

3）利用Arc GIS10.2平台构建村落地名空间数据库，实现村落地名地理位置和属性信息空间矢量匹配。使用GIS空间分析中核密度估计（KDE）的空间平滑法（Spatial Smoothing）估算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基因核密度分布值并制图，以数据定量化和空间可视化手段分析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函数式为：

式中，f(n)为要素在空间位置x处的核密度计算函数；h为距离衰减阈值，d为空间维数；n为与距离小于或等于h的点位数；K函数表示空间权重函数。核密度估计的几何意义在于表现要素中心强度随距离衰减的差异性。

2 徽文化核心区村落

地名文化基因图谱

启发于生物科学提出的聚落景观基因理论为深入研究传统聚落的特征认知、文化区划以及地域认同等提供崭新视角。从基因图谱视角切入，通过地名文化基因组序列提取，解译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图谱。

2.1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组提取

文化基因是乡村特别是传统聚落的特质所在。村落地名作为乡村文化基因的符号表达，文化基因组的提取有益于对地域文化特质的挖掘与保护传承。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反映古徽州地区先人认知、适应和调剂自然以及文化孕育的过程，蕴藏丰富的徽文化特质基因。

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研读，基于对徽文化及村落地域特色的基本认知，本研究将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两大基因片段（图1）。自然环境基因片段以山水生态为载体，体现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的自然性和恋地性，细分为地文、水文、生物、矿物等4个基因亚类，其中生物基因亚类又分植物、动物2个基因小类；人文社会基因片段以人类行为活动为载体，突出体现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的记述性、联系性以及雅化等变迁过程，细分为文化、军防、经济、建筑、交通、方位、意形和其他等8个基因亚类，其中文化基因亚类细分宗族、美愿2个基因小类。

2.2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图谱

通过提取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组序列，对徽文化核心区6697个村落地名进行统计分析，基于地名基因序列复合交融关系编绘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图谱（图2）。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所蕴含的自然环境基因片段直接记录和反映乡村聚落所处的山水自然特征，统计共有3590个村落地名包含自然环境基因，所用字（词）约153个（表1），是古徽州先人观察和认知自然的结果；所蕴含的人文社会基因片段记录徽文化孕育与传播过程，统计共有4547个乡村地名包含人文社会基因，所用字（词）达347个之多。此外，基因复合交融也是村落地名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各基因亚类通过多重变换的交融方式呈现先人对自然与人文的综合认知观，其中自然环境基因片段与人文社会基因片段交融地名多达2024个村落。

村落地名自然环境基因片段中地文亚类词频最高，多达45.6%。如黟县关麓村因位处“西武雄关”西武岭东麓而得名；水文亚类达25.4%，如歙县漳潭村，新安江由村南向北再折东汇成大湾潭，村庄正处湾内三面环水得名；生物亚类达11.8%，如歙县棠樾村地名源于纪念《诗经·甘棠》周贤吕台伯甘棠树下受民请愿的故事，因而将棠阴喻为德政，“樾”即树阴；矿产亚类相对较少，仅0.3%，如祁门县环砂村古称环砂富村，因湘东河萦绕“背山环水，四周尽沙石”而得名。

人文社会基因片段中文化亚类比例高达39.2%，作为聚族而居的人文表征，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多以姓氏冠为村名，如婺源江湾村，唐初滕、叶、鲍等氏族聚居河湾地，南唐间歙县篁墩江姓迁此壮大，故更为今名；村落地名也寄托先人美愿，如徽州区唐模村，先祖汪思于后唐重返故地，为纪念唐朝对祖先汪华的恩荣，决定按盛唐的风范营建村落而取名；军防亚类比例约2.4%，如婺源县虹关村，迁居者“仰虹瑞紫气聚于阙里”，又处婺北“徽饶古道第一关”而得名；交通亚类比例约3.8%，如黟县西递村因村西近2公里处有铺递所（古代驿站），村名由此得来；经济亚类比例约19.8%，如歙县卖花渔村原名梧村，因村民多卖花盆景为生，为便以区分称卖花梧村，“梧”与“渔”方言相近，渐渐更名；建筑亚类比例约12.6%，黟县塔川村位于高庵尖山脚下依山而建，旧时村顶建有塔，山溪穿村而过；方位亚类比例约36.6%，如绩溪上庄村，是相对祖村宅坦别称“下庄”而得名。又如徽州区呈坎村按“阴阳八卦”理论选址布局，以“阳为呈，阴为坎”而易名；意形亚类比例约1.8%，如歙县渔梁村便以形似“鱼”得名。

3 基于基因图谱的

村落地名文化特征

3.1与地理山水环境紧密性依赖

自然环境基因片段是徽州先人对地理环境直观认知的产物，呈现与自然山水环境紧密依赖特性（图3）。从整体空间分布来看，地文亚类基因地名密度高于其他三个亚类，且遍布整个研究区域，常用字多“山、岭、峰、坑、坦、坎、岔、坞”等。地文亚类基因高密度分布在徽文化核心区中部与北部地区，核密度值约在1374.14-8244.84之间，与文化区丘陵起伏、地少形狭的地形地貌特征基本一致，多分布在山谷、山坞、山麓及山间盆地、山道口等；水文亚类基因地名分布与文化区内新安江等水系分布基本一致，常用字多“水、川、漳、江、潭、浦、滩、源”等，核密度值约在831.17-4987.03之间，河网越密且靠近河流中下游时水文亚类基因地名集聚性越显著，多分布在河岸、河湾、河口以及河水汇流之处，这类村落田地和水利资源一般丰富，水陆交通也都比较便利；生物亚类基因多分布于中等海拔高度且地势平坦地区，核密度值大约在699.11-4194.66之间，符合区域生物资源分布差异性特征；矿物亚类基因分布相对较少且零散，常用字多“铁、玕、石、铜、银、沙”等，核密度值大约在214.39-1286.36之间，一定程度反映了区域相对贫瘠的矿储情况。

3.2将地域文态空间符号化记叙

人文社会基因片段是徽州先人改造与利用自然的结果，能够直观将人类活动的文化节点、廊道及区域进行符号化记叙，其分布同历史交通线路、人口分布高度契合（图4）。文化亚类地名分布广泛，核密度值大约在1690.15-10144.53之间，集中在文化区西部、北部黟县、黄山区等区县，拥有相对丰富的田地和林木资源，为中原移民的迁入创造了条件；军防亚类地名多分布于古徽州边界地区，常用字多“关、寨、岗、营、墩、堡”等，呈零散分布状态，核密度值大约在269.70-1618.23之间；经济亚类地名核密度值大约在1219.32-7315.92之间，呈现围绕主要历史城镇集聚分布特征，城镇以经济功能吸附周边经济服务型乡村聚落产生。此外航运作为古代贸易运输的重要渠道，大量人流物资在渡口聚集并形成村落；建筑亚类地名呈现出多中心分布特征，常用字多“门、楼、桥、庵、茅、塔、堂”等，核密度值大约在762.17-4573.03之间，集中分布于绩溪、黟县、黄山区、休宁县等区县；交通亚类地名呈“点-线”分布趋向，常用字多“递、驿、路、里、巷、步”等，主要沿徽州古道等交通廊道延展，核密度值大约在371.45-2228.69之间；方位亚类地名多与其他地名文化基因复合生成，分布相对广泛，核密度值大约在1599.64-9597.82之间；意形亚类和其他亚类地名未显示显著的空间分布趋向性，核密度值分别约260.68-1564.07和568.48-3410.90。

3.3以人地朴素关系协调式互动

村落是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村落地名成为研究村落人地关系的可读文本。徽文化核心区地名基因交融反映了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复合交错的人地朴素关系，以自然—自然、自然—人文和人文—人文等基因复合关系实现协调式互动（图5）。交融基因地名是先人对自然敬畏和基于朴素哲学认知而作出的秩序性安排，以地名命名的基本形式而遍布于文化区，核密度值高达4151.135-24906.813之间；自然-自然交融基因与地理环境紧致关联，核密度值大约在874.891-5849.345之间，集中分布在文化区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自然-人文交融基因将人与地互动关系印刻于村落地名，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核密度值大约在1285.640-7713.659之间；人文-人文交融基因记叙多类行为活动的叠合，是社会复杂性的体现，核密度值大约在2386.396-14318.377之间，主要分布在黟县盆地、休屯盆地等乡村聚落聚集区。

4 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

文化的形成机制分析

村落地名与乡村聚落相伴而生，附着于乡村空间在自然环境和人文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呈现高度贴合关联性，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的形成机制受移民、环境、行为和沿袭等多方面交融互动作用（图6）。

4.1移民交融与聚族奠基在地化渊源

北方移民与原住山越人的交融在地化是以姓氏为符号的宗族村落形成的重要基础，记录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的发展渊源。汉代之后伴随中原地区割据与战乱频发，相对封闭隔绝的古徽州“南蛮之地”吸引大量北方人口避乱安居。两晋“永嘉之乱”之后促成历史上首次移民高潮，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中原士族南迁入徽，后伴随唐代“安史之乱”以及两宋时期“靖康之乱”愈多北方宗族迁入古徽州地区。在中原移民文化与山越原生文化的相互排斥与冲突中，为应对土著排外、自身水土不服等问题，移民士族为保证家族迁而不散，而选择聚族而居来团结全族。以村落为“表”，宗族为“里”，地缘性村落与血缘性宗族表里统一，作为村落空间的符号表征，往往以宗族姓氏冠为村名，彰显村落文化基因的历史渊源。随着村落人口繁衍和承载能力的饱和，家族的分支裂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宗族的发展，产生再次迁徙与聚族。这类村落在宗族体系下分支于原生村落，村落名称依多延续原有姓氏来命名，以此来识别与延续宗族聚落。

4.2环境勘察与调控形成恋地化本底

对于人居环境的择地勘察与堪舆调控是恋地化的主要体现，山水、生物等环境要素是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形成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的本底。“人之居宅，大须慎择。”古徽州先人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与依恋突出体现在村落的选址创建过程中，在实际考察和确定村址的过程中通过综合衡量生存条件、安全保障、发展空间和审美品味等择地卜居。常用择地之法常通过关注当地野生动物栖息状况、种植奠基苗木以及全面“风水勘测”进行。徽州先人认为自然界的飞禽走兽与人存在天然默契，其栖所是神灵给予的生命暗示。同时在初选村址种植桂树、樟树等寓意吉利的苗木，通过观察长势优劣预测人居环境，现今村落中许多古树，多便是最初选址奠基的标志。最后进行全面“风水勘测”，通过“觅龙、察沙、观水、点穴”等一系列堪舆步骤对当地水土、阳光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综合考量，了解环境吉凶，采取避害就利的方案，框定新建村基。因此地文、水文、动植物等村落地名文化基因便是这种通盘的环境勘察与调控的体现。

4.3行为活动与记叙建构共生化基础

对交通、建筑物实体的记载以及经济、防卫、追思、方言等的描述，是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指征，将村落意志通过符号化地名体现社会共同体的共生化基础。行为活动的记叙具有较为复杂的关系内涵，是村落隐性社会关系的呈现。微观社会学视角下社会性行为是村落社会的基本组成要素，即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又以行为作用于他者。村落地名所体现的行为基因便是联结于与他者的共生性行为中产生，包括劳动、经商、建房及纪念等。徽州先人以建筑技艺、尊教礼制等活动记叙村落社会与物质空间营建的过程，以外出经商、出行涉猎等行为记录人与村落开拓的脉络轨迹，内外的相互作用促成形成文化孕育与扩散。乡村聚落在空间营建和宗族繁衍伴生过程中，行为活动的参与和事物关联成为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基因的重要基础。

4.4传承沿袭与变迁影响更迭化演进

村落地名作为乡村聚落意志的体现而传承沿袭，但伴随人的认知、社会背景等的改变村落地名更迭化演进凸显。村落地名的更迭主要由民间和官方两个行为主体作用。民间行为多表现村落群体意志实现村落地名的雅化、美化及简化等变迁。地名雅化的过程多将带有方言的字词改用雅言词，而地名美化多出于美愿的希冀将原来恶俗字词更替或加入寓意美好的字眼，宗教化是会文化核心区地名美化的重要体现，蕴含儒释道信条的村落如“明德、长乐、折桂、归仁、积善、仁义、顺化、仁慈、守节、丰乐”等，将命名者抑或村落群体所信奉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追求及审美情趣等定格在村落集体意志体现的地名中，无形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而与民间作用地名更迭相比，官方对地名的变更行为具有整齐化、规定性等特点，对地名变迁的影响往往深远，体现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如“团结、联合、大力”等村落地名。

5 结论与讨论

5.1主要结论

本研究采用POI地图兴趣点数据获取、ArcGIS核密度估计以及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基因图谱解译、文化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村落地名不仅是乡村文化景观的一种形式，更是蕴涵传统文化基因的符号密码。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是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的主要基因片段，提取出地文、水文、生物、矿物、文化、军防、经济、建筑、交通、方位、意象等12项基因亚类，并通过交融复合编绘形成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基因图谱。

（2）与地理山水环境紧密性依赖、将地域文态空间符号化记叙以及以人地朴素关系协调式互动是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重要的文化特征。村落地名所蕴含的自然环境基因、人文社会基因与基因复合交融折射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观与利用观，均呈现高度集聚性和多向扩散性分布特征，是徽文化形成与传播轨迹的空间映射。

（3）移民交融、环境勘察、行为活动和沿袭变迁是形成徽文化核心区地名文化特征重要的形成因素，以地名文化的渊源、本底、基础和演进等形式通过交融互动形成地名文化基因，其形成过程具体表现为村落地名的在地化、恋地化、共生化和更迭化等。

5.2讨论

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研究有助于更深层次的挖掘徽文化基因内核特质和文化区文态空间格局，为地域文化资源多样性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探索。近年来，部分地区地名洋怪现象频出，地名如何突出地域特色，何以寄乡愁？基于文化自信编制地名规划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摸底、彰显地域文化基因特质，以实现有效可控的指导地名命名与管理、城乡历史遗产保护利用。同时必须客观认识到城乡地名的庞杂性、更新性，面临复杂的地名文化失序问题，地名文化基因如何唤回地方记忆？这是本研究探讨的不足，以冀学者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