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昆明城称名考说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2-09-30 阅读：4672 次
来源：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陈庆江，云南宣威人,汉族，1964年12月生。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徐霞客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徐学、地名学研究。著有《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壮游滇云——徐霞客》，参撰、参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大辞典》《云南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徐霞客游记全译》《新国学三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云南卷）等。在学术刊物和有关文集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或参与横向、纵向科研课题多项。应邀在“云岭大讲堂”、 省文史馆、“东陆讲坛”、“曲靖历史文化讲坛”等作过多次专题讲座。受聘担任云南省地名与区划工作专家库专家、昆明市地名工作顾问委员会委员，多年来常参与省民政厅或昆明市民政局组织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地名命名更名论证会议。
今天的昆明城，在它一千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有过许多称名。从南诏、大理政权到元明清中央王朝统治时期，再到民国及现当代，每个时代都有若干称名。其中一些称名跨越几个历史阶段，而有些称名却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
为更好地认识这座城市历史名称的演变，并探究沉淀于其中的文化意蕴，有必要梳理考辨这些名称产生、使用、消失等方面的情形。本文完全依据这些名称产生、使用近代相关人士的记载，对这座城市元明的名称作一考说。为辨明有关名称的产生、流传情形，考说时不避繁琐。限于篇幅，此前此后的名称另文论述。
一、元代时期的名称
元朝统治近一个世纪，昆明这座城市的称名在当时出现了若干个。
（一）善阐
这一名称始于南诏时期。南诏政权营建东都，称善阐拓东城，位于今昆明主城区范围内。大理政权时仍以其为东都，通称善阐城。“善阐”为当时地方民族语音汉字译写，元明诸文献多作“鄯阐”，万历《云南通志》卷1《地理志·云南总部沿革》又作“缮阐”。
自南诏至大理长时间存在的这一名称，至蒙古政权和元朝时仍旧使用。这一方面是缘于沿用旧称的习惯；另一方面，按《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忽必烈征大理，“凡收府八，善阐其一也”，至元朝建立前夕，“至元七年（1270），改为路”。也就是说，大理政权结束后，先是保留了善阐府，继之改为善阐路。如此，其行政中心所在地称为善阐，乃属顺理成章。程文海《平云南碑》中说，蒙古军队攻破大理城后，“（段）兴智奔鄯阐”。接下来蒙古军队“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鄯阐未附”。“未几，拔鄯阐，得兴智以献”。杨载至大三年（1310）所撰《雄辩法师碑》说：法师“俗姓李氏，生鄯阐城”。
（二）中庆城
元至元十三年（1276），将善阐路改置为中庆路，为云南行省省会。自此，“中庆城”之名登上历史舞台。此后直至元末，它成为这座城市最标准最响亮的名称。
元人诗文中，“中庆城”一名颇多出现。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王升《滇池赋》：“晋宁之北，中庆之阳，一碧万顷，渺渺茫茫，控滇阳而蘸西山，瞰龟城而吞盘江。”《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载：“中庆在池北”，螺山“在中庆”。赵子元撰文、大约立于至元十五年（1278）的《赛平章德政碑》中谓：“中庆、大理两设提举”，“中庆首建文庙”。郭松年撰文的《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说：至元年间，赛典赤等官员“乃捐俸金市地于城中之北偏，以基庙学。中庆于古为鄯阐，其西南濒昆池，地甚卑湿，独北偏最为爽垲，故卜基从之”。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杨护公为李昇生墓幢所书《佛顶尊胜宝塔记》说：“今有中庆止善坊居住陇西氏般若昇室女，……”孙大亨《建大德桥碑记》亦谓：“中庆，古鄯阐也。”元后期至正年间曾任中庆路总管的支渭兴撰有《中庆路增置学田记》，文中追述说：赛典赤“首建孔子庙于中庆城之北”。支渭兴另一文《悯忠寺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云南王忽哥赤等人“谋为保国安民之计，于中庆城北隅高阜之上创建五华大殿，匾曰‘悯忠寺’”，又谓：至正二十三年（1363），“红巾贼兵乘虚入寇，陷中庆城”。
（三）滇城
元代云南行省的行政中心又有“滇城”之名。这一名称的产生，乃是因为“滇”为“云南”别称，甚至有时“滇”仅指滇池周边区域。
何弘佐《中庆路学礼乐记》说：至元间“命平章政事赛典赤建行省，事于滇城”。延祐七年（1320）李源道所撰《创修圆通寺记》开篇道：“滇城之北陬一里许，有岩曰‘盘坤’，㟏岈玲珑，万石林立，一峰屏峙，势如偃箕，极幽胜所也。下且衍，可广可栖，有寺曰‘圆通’”。楚雄香山觉慧僧后至元四年（1338）所撰《创建金砂山宝严寺记》中说“滇城之南百里有郡曰晋宁”。北元宣光二年（1372），即明洪武五年，当时云南仍属北元统治。庆源撰《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铭首写明：“滇城玉案山遍觉禅寺开经律论法门庆源撰”，铭文有言：禅师圆寂那天，“滇城士人见彩虹贯日者三，盘旋庵上，移时不灭”。邓麟所撰王昇墓志铭谓：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王昇“葬于滇城之北石严山”。此前李源道为其父王惠撰写的《为美县尹王君墓志铭》说：王惠延祐六年（1319）拟“于滇城营头江别墅”。《清河郡释明护墓志铭》末落款：至正二十一年（1361），“滇城尹具瞻撰并书”。
（四）押赤城子
“押赤”很可能是蒙古征大理后诞生的名称，也作“鸭池”，明代编撰的《元史》中又作“鸭赤”。旅行家马可波罗应在云南行省设置后不久来到云南，他的旅行记第117章《哈剌章州》记云南行省城，说：“抵一主城，是为国都，名称押赤。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仁宗延祐三年（1316）降旨后刊刻的《昆明筇竹寺圣旨碑》谓：“云南鸭池城子玉案山筇竹寺住持玄坚长老为颐和尚每根底，执把大藏经帙与了。”
（五）龟城
元代的云南行省城已有“龟城”之称，如前引王升《滇池赋》所写：“晋宁之北，中庆之阳，一碧万顷，渺渺茫茫，控滇阳而蘸西山，瞰龟城而吞盘江”。从某个角度上说，这是因城池形象而产生的比喻性名称。然而，“龟城”并非这座城市的专属名称，我国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美称，它或许源于所谓“河图洛书”等文献寓含的关于城池建设形态谐和、动静相宜的理念。
通览今存元代文献，这一称名只是偶见。
二、明代时期使用普遍的名称
明朝自建立至灭亡，历二百七十多年。洪武十五年（1382），始设云南布政司。大明王朝结束后，南明永历政权又统治了云南十余年。回溯这座城市历史上的称名，在这两百多年间中最多。其中一些称名只在某一阶段存在，有些称名虽贯穿整个明代，但以某些时段使用居多。也有一些称名自始至终存在，且无显著的阶段性使用特征。
明朝统治云南伊始，对这座城市的称名随之发生变化。元朝时的标准名称“中庆城”不再使用。虽文献中仍偶有“鄯阐”等名，但只是出现在述说与元相关事物的场合。
（一）云南城
明初，“云南城”之称名当为通用。至明中期仍有，只是已少见。甚至有些时候，仅以“云南”二字相称。
《明实录》提及这座城市名称的记载说来并不多，仅有的几次颇值得注意，其中就有“云南城”一名。《明实录》载：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等攻取昆明地区后，“即分兵四出攻诸蛮寨之未服者”，洪武十五年下半年，因“云南城守者少，诸夷因相扇为叛谋”，有个叫杨苴的土官，鼓动部下说：“总兵官已领大军俱回矣，云南城可取也”，然后“纠集蛮众二十余万来攻”，曾“连营困城”一段时间，西平侯沐英选调乌撒卫骑兵还救，方解危局。王景常《黔宁昭靖王祠堂碑》亦述及此事，谓：当时“夷孽二十余万围云南城”。该年二月，“置云南布政使司，改中庆路为云南府”。“云南城”之称，最早当始于此时。洪武二十五年（1392）西平侯沐英卒，“后岁余，父老复请立祠云南城中，岁时之祀”。王景常撰于洪武年间的《云津桥记》谓：“云南城东陬，有池曰昆明，……”。郑颙景泰年间撰写的《净明院记》开篇即说：“云南城中有五华寺。”正德元年（1506）四月，“云南城地震，次日再震，有声”。正德《云南志》中，云南布政司和云南府治所城池明确写为“云南城”。该书记述明初王祎出使云南事，谓其遇害后“云南城中父老莫不流涕”。仅称“云南”的，如明前期张洪所撰《南夷书》，其记述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等攻取昆明一带，以及其后“夷人”叛乱之事，谓：明军攻取曲靖后，洪武十四年九月十四日，“遂乘胜直抵云南，克之”“梁王保昆明池水寨以自固，闻达里麻败，云南失守，穷蹙仰药死，其众悉降”。后傅友德、蓝玉西征大理，沐英还兵乌撒，“留汝南侯梅思祖戍守云南”。“夷人以为将轻师寡，各怀异志，暗相勾结，同日俱叛”。其中“摄赛以东川叛，芒部、仁德府等处应之，共推高宣慰为盟主，欲复梁王宗社，悉众来攻云南。时城中资粮器械殆尽，汝南侯欲去城遁去”。后派人奔报沐英，“公遂提兵西援，遣人告云南固守，大军且至”。嘉靖十二年（1533）寻甸府新城筑就，张志淳撰《新建寻甸府城记》，谓：嘉靖中，寻甸府安铨作乱，勾结武定府凤朝文，“凤朝文直逼云南，爇西门市舍，云南大震。”以上所说“云南”，皆指昆明城，其为“云南城”的简写。
（二）省城
“省城”应自明代前期起，便成通用称名，明中期以后文献中频繁出现。明代改元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然包括官方在内，人们习惯上仍多称省，“滇省”之称常见。这样，“省城”之名也就自然而然通行了。
例子颇多，此处列举一些：
《明实录》世宗嘉靖六年（1527）十月辛卯条：“初，云南省城近地，群盗纵横，都御史欧阳重言：……”此前一年，大学士杨一清等针对寻甸府土官安铨叛乱事上疏朝廷，其所提处置措施中数次使用“省城”城名：“省城仓廪所积岁入，不足岁用，加以动调客兵，将何支给？”“云南附近州、县多被残害，迤西人民皆逃入省城。”“省城迤东，如沾益州土官安慰一族，……”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兵部覆云南巡按御史董珊所议二事”，内中谓：“请于省城及附近卫所操军内，挑选精兵二千……”嘉靖中曾任云南巡按御史的唐龙在所上《处置地方贼情疏》中说：“曲靖隶安普道，所辖地本噤喉，贼尤猖獗，守巡官员兼管省城，既无久驻之势，又无调军之责。”万历《云南通志》卷1《地理志·地图》之“云南府地图”中明确标注有“省城”名。其概论“全省形势”时说：“今志形势，惟先省城，次列郡。”记灾祥现象时说：“万历二年，省城饥。”隆庆二年（1568），嵩明州筑砖城，巡抚都御史陈大宾撰有《筑城记略》，开篇即谓“嵩明州去省城百里而近”。隆庆五年（1571）澄江府迁治舞凤山麓建砖城，布政使陈善撰写筑城记，其中议及隆庆初武定凤历变乱，谓当时“省城皇皇，危在旦暮也”。万历间某所上《仰仗天威荡平悍卒疏》述姚关兵乱之事，说：“将剿之省城，则省城民居稠密，恐其延类无算也。在我且禁且谕，在彼且疑且喜。比至省城，其恶状已复若是，……再日过杨林，自以既去省城，而莫我何也。”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赵彦上疏言开建昌路事，疏中说：“又按舆图：自四川雅州入云南省城，驿站相距余于百里者无几，不过添设驿递四五处。”。天启六年（1626），云南巡抚闽洪学上《条答钱法疏》，谓云南开局置炉铸钱，“成钱七十余万文，业于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矣”。“七月之朔，则进省城官吏师生、乡约木铎人等而申告之曰：‘钱非他，乃天启通宝也。’”天启间某《类报水患灾伤乞加轸恤疏》中五次使用“省城”。明倪辂辑《南诏野史》多次使用“省城”之名，如其“南诏古迹”篇载：“省城，唐代宗永泰十一年，蒙太子凤伽异筑。”“诸葛碑，省城东二里旧汉营。”“赛典赤墓，省城北门外。”“爨王碑，省城东十五里。”“礼拜寺，省城内。”“古城，云南府省城东。”其“纪事”篇载：弘治年间，“云南抚臣张诰浚胡元赛公所开东西二沟，给省城六卫军月粮稍迟”。诸葛元声万历年间所撰《滇史》也多处使用“省城”，例如，“省城六卫原设官兵九千九百余名”；“滇本无金，而人有称金临安者，黩谚也。然省城有解京金扛，皆商人领官银市之境外，以上于官”。嘉靖七年（1528）武定凤朝文叛乱后与寻甸安铨合兵，“遂进围省城”；嘉靖四十五年武定府署府事凤索林被凤继祖驱逐，“逃至省城”；它记述万历三十五年（1607）武定府阿克、郑举作乱，若干次使用“省城”。
（三）会城
“会城”之称，似是明代中期以后。这一名称的使用频率，较“省城”为低，但也往往可见。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布政司治所城市因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区域中心地位，“会城”之称渐多，云南亦复如此。
明中期弘治年间王臣所撰《重修咸阳王庙碑》说“庙在会城郡学之西”。他另一文《按察提学分司记》中说：云南旧无劝教场所，弘治年间，“择地于会城，得旧安普道而改作之”。彭纲于弘治后期撰写的《新建昆明县儒学记》中说：“若会城一学，至百数十人登贤科、陟显士。”《明实录》载：正德四年十月，“镇守云南太监催安建汉丞相诸葛亮祠于会城，请命有司春秋致祭”。嘉靖七年六月，“云南叛舍安铨、凤朝文既败于会城，……”。正德《云南志》载：五华山“在会城内”；滇阳驿“在会城外东南大市”，板桥驿“在会城东四十里”，二忠祠“在会城东二里许”。罗元桢隆庆年间所撰《横山水洞碑记》中说：“去会城而西几三十里，为龙院诸村。”万历间方沆《重修碧鸡山华亭寺记》说：“自会城西三十里而近为碧鸡山，……曩予谪安宁鹾吏，偶赴公檄，由会城泛海归。”万历十七年（1589），镇姚营发生兵乱，“过会城，狓猖益甚，屯杨林与官兵相持”。万历三十五年（1607），武定土目郑举纠结彝族族头人阿克叛乱，次年四月，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上疏朝廷，疏中有言：“闻会城焚劫之日，纵火之人盖有不尽出于贼手者，离心结怨，使贼酋借为师名。”天启三年（1623），巡按浙江御史傅宗龙上疏言云南事：“今春东川（当时隶属四川——引者）一出，而会城遂有不守之虞。”“今时易事殊，不妨用其（指黔国公沐启元——引者）一臂之力，宜令伊祖仍总兵事，坐镇会城。”天启间昆明县乡官教谕王来仪《沿乡训练牛丛议》中说：“滇非无事之域，无论远者，即以近会城一片地，所杂处诸夷，……”天启间巡按御史朱泰祯《报代言建昌开路并获逋寇疏》：“前按臣罗汝元移书于臣，谓从天启二年冬入境，遇滇黔用兵，因留会城，共议帷幄。”
明人文献中偶尔也有用“省会”表示“省城”的情形。如《南诏野史·纪事》：嘉靖三十九年（1560），“省会无赖段赐等谋叛”。
明代中后期，“省城”“会城”通常可以互用，所表达的含义无甚区别。时人所撰很多文献中，都有这样的情形。下面是其中一些例子：
万历十九年（1591），王士性履云南按察副职入滇，写有《泛舟昆明池历太华诸峰记》，谓：“余时随监郡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道出碧鸡关。关去会城三十里而遥，跂指之矣。”他在息游后所著《广志绎》中说道：“车里、老挝风俗大抵相同。……省城有至其地经商者赘之，谓之‘上楼。’”万历间萧彦所上《敷陈末议以备采择疏》中“省城”“会城”并用：“先年各分守官共驻会城”，“彼一时也，分守驻会城，则以总属临元为便”。又说：“往者寻甸、武定之役，烽火达于近郊，省城且震动矣。”万历间巡按周懋相《条议兵食疏》中四次使用“省城”，五次使用“会城”。天启间某《水蔺乌倾巢再犯大获奇捷疏》中三次使用“省城”，也使用“会城”。刘文徵的天启《滇志》记载有关史事，有时使用“省城”，有时使用“会城”。例如其《地理志·总部沿革》“大事考”记武定府阿克叛乱事，谓其起兵后曾率军“直抵会城”；记同年寻甸府大理保等人叛乱事，则说大理保等人率兵直指昆明时“守临元道按察副使康梦相、参将张名世统宁州等土兵入卫省城”；万历四十八年（1620）“云龙州土酋段进忠杀其侄应袭段嘉龙”，结果被诱擒而“械系省城杀之”；天启五年（1625）为防黔兵入滇，曾调集景东、广南等地的一些铳手和毒弩手“俱入会城”。然通观全书，撰者刘文徵似乎更偏好使用“省城”，卷30《羁縻志》三次使用“省城”而未用到“会城”，卷31《杂志》二十余次使用“省城”，一次使用“会城”，还有一次使用“云南府城”。
“省城”“会城”交互使用的最典型例子，是题款“海宁三百二十甲子老人校录”的《明末滇南纪略》。该书述武定土司吾必奎反叛事：“警闻会城，天波与抚按二君议，……斯时，省城则有日月两营之兵、虎豹两营之兵。”吾必奎很快被擒获，“而省城发往武定之兵，俘其家口，以槛车送解省城”。述沙定洲反叛事提及：“崇祯十三年，会城亦旱。”沙举兵后，“省城尽以桌凳阻塞其道，若有与逆酋相敌之势。”“沐公既弃省城奔安宁，则喜有土官龙在田之兵可恃。”“逆酋在省城闻楚雄贼众失利，益以精锐前去。”“逆酋闻流寇有入滇之举，乃撤楚雄贼众，协守会城。”述永历帝朱由榔事：“缅酋脱祸，舁帝会城。”述大西军余部入滇及进驻昆明城前后史事：“乃流寇入滇之信渐近，沙逆撤兵，欲守省城，……适有孙太监者，奉命来滇征兵，亦驻曲靖，见沙酋坐拒会城，诏谕俱非定洲名字，不敢发。”后孙太监等人“尽为贼系去，留之以诱省城也。贼不敢久驻曲靖，欲径趋省城。”“贼卒羽书飞报沙酋云：流贼不来省城，带兵先破蒙自老寨，然后方取云南之语。”1644年四月上旬，“流寇之声息日近，杀戮之名益惨，省城士民大惧”。“次日，流贼哨骑至省城三市街，贼首四人扎于石虎岗。”“贼虽盘踞省城，发卒四出，略定各州县。”“贼思沐公滇、黔土司之主，今未归顺，万一与各土司合从齐举，滇南不能驻足，将有迤西之行；总俟秋成，不须裹粮前进，乃于省中访殷实，发提督王尚礼追饷，凡会城富室尽入贼网矣。”艾能奇出兵东川，身中流矢，“连夜抬回省城，遂罢征”。1645年李定国进剿沙定洲，粮草不足，“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米二斗，至临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沙定洲被围而见败局已定，“乃遣省城附逆举人熊一举、汤嘉宾诣军门请降”。大西军在昆明站稳脚跟后，曾“造甲各铁厂，打造器械什物胎子，运至省城局内装整”。1655年，李定国将永历帝接入云南，到达曲靖，“晋王亲身先赴省城”做相应安排，而后“迎帝行至省”，“将至省城廓门，传旨：……”1655年，永历帝形式上“亲祭山川于省城东南吴井桥”，实际上因“（孙）可望心腹布满省城”，只是遣人代祭。1656年，孙可望率军自贵州进攻云南，李定国、刘文秀迎战，王尚礼“留守省城”。两军遭遇于曲靖，孙可望计欲“以快兵密取省城”，“如省城一得，晋、蜀两王不战可成擒矣”，随即遣张胜、马宝领兵“直抢省城”。海宁三百二十甲子老人感叹：孙可望的密谋“使二王顾此失彼，又选精骑暗袭会城，鬼神莫测”，“亦可谓毒矣”。孙可望的计谋和行动被李定国等获悉，白文选向李定国等献上一连环计，其中一环为杀败孙可望后，“一人回救云南，庶不失省城，可解目下之急”。张胜等“自可望嘱以暗袭会城，兼程进发”。进至城外，“马宝良心未泯，恐无人知此一路之兵，各处纵火，俾百姓惊传会城知守。是夜四更向省城，巳刻兵抵大东门”。后张胜“走至澄江地方，为百姓所获，解赴省城”。打败孙可望李及其余党后，李定国上奏永历帝，其中谓：“今臣依赖主上天威，又凯旋省城。”王尚礼“曾受可望托，为会城内应”。后刘文秀忧郁而亡，李定国“遂令省城遍寻好棺收敛”。述永历政权撤出昆明西走缅甸事，三次提及“省城”一名。
（四）滇城
元代的“滇城”之名，至明代仍旧保留，明中前期多有使用，后期亦每见。
《景泰云南图景志书》载：敬思堂“在滇城之中，前黔宁王之所建也；”存仁斋，“滇城良医梅氏施药之所也”；太华寺，“在滇城之西碧鸡山”。沐璘《题五华寺旷怡楼》诗：“五华屹立滇城中。”正德《云南志》载：沐详本镇守金腾，“寻以坐累，罢归滇城”。成化间林瀚为沐诚撰写的《参将锦衣都指挥使沐公神道碑》中谓：成化时，沐诚本镇守滇西边境，因染疾“遂舁归滇城”。《（正德）云南志·外志一》记寺观，在表示好多个省城及其周边寺观的位置时使用了“滇城”一名，如其中五华寺“在滇城中五华山”，太华寺“在滇城西”，觉照寺、常乐寺、慧光寺“在滇城南”，安国寺“在滇城南七里许”，西宁寺“在滇城东南十里许石虎岗”，真庆观“在滇城东三里许”。嘉靖间施昱为寻甸府重修后的英烈侯庙作记，谓：“时滇城之僧人了纯、羽士金大易、金太朴住锡于兹。”杨慎《书〈滇载记〉后》说：傅友德征云南，“后百五十余年，宪臣始为奏请立祠滇城”。杨一清《兰蕙双清卷引》：“予处滇城不数日，方为文逋所困。”万历初，将祭祀赛典赤的咸阳王庙迁建于城南，有关方面专门发布了《迁庙告文》：“爰集诸司度地诹日，改迁于滇城之阳。”万历末年新建松华坝石闸，江和撰《新建松华坝石闸碑记铭》谓：“万历戊午岁，滇水利宪副朱公请于御史南海潘公曰：‘滇城东北郭，故有松华坝。’”徐霞客崇祯年间来昆，所写《滇中花木记》记述说，城中一张姓人家种有一山茶花树，“垂者丛枝密干，下覆及地，所谓柔枝也；又为分心大红，遂为滇城冠”。《明末滇南纪略》载：1649年，大西军孙可望经一番谋划后，“令李定国守滇城”，自己领兵坐镇贵州。
（五）云南郡城、郡城、云南府城、府城、布政司城、云南治城
明代，这座城市又有“郡城”“云南郡城”“云南府城”“府城”等等称名。
洪武中改元中庆路为云南府，明代人士视府同于汉唐时期的郡，文献中常将标准名称“某某府”记为“某某郡”。我国行政区划发展历程中，上一级行政区的行政中心（治所）除极其特殊的一些情况外，都建于其所管辖的某一下级行政区区域内，且通常与该行政区的行政中心处同一个地方。以行政区的通名作为行政中心城市的专名，古代时期往往是通例，如“县城”“郡城”“州城”“府城”等等。这样，云南府的设置，就使得省城顺理成章地有了如开头所列的几种称名。
真庆观紫微殿后墙上今仍镶嵌着宣德间周叙所撰《重建真庆观记》碑，碑文中说：“出入非有崇宫邃室，岂无洞天郡城之巽位。”《景泰云南图景志书》载：碧鸡山“在郡城西”，金马山“在郡城东十里许”，滇池“在郡城之南”，盘龙江“在郡城东”，南坝闸“距郡城五里许”。真庆观“在郡城东三里许”。该书记城内外风物使用“郡城”之称的还有其他一些。金问正统间所撰《真庆观兴造记》说：“云南郡城之巽维，旧有真武祠。”萧镃于景泰初所撰《重建长春观记》谓：“云南长春观，旧在郡城崇正门内之东。”正德《云南志》载螺山，谓“今郡城倚其山之阴”；南坝闸“距郡城五里许”；云津桥“水出盘龙江，流经商山之麓，过郡城”。有的文献称“云南府城”，这是从府级政区层面去说的，以这个角度说它是标准名称。正德《云南志》载：明初王祎出使云南而遇害，“成化间，赐祭立祠于云南府城东”。万历《云南通志》记述城内城外诸山、古迹、堤闸、桥梁等时，基本用“府城”表示其地理位置，例如：碧鸡山“在府城西”，五华山“在府城内”，螺山“在府城北”，进耳山“在府城西二十里许”，故梁王府“在府城南”，废官渡县“在府城东南三十里”，松花坝“在府城东北”，敷润桥“在府城东咸和门外”。该书记载驿堡关哨时仍数次使用“府城”表示其地理位置，如滇阳驿“在府城外东南”，板桥驿“在府城东四十里”，金马关“在府城东十里金马山麓”。其记载诸坛庙时又十数次使用“府城”表示它们的地理位置，记载寺观时亦是如此。当时“府城”“郡城”可混用，如该书记载云津桥，谓其“在府城东二里许，当通衢。水出盘龙江，流经商山之麓，过郡城，入滇池”。
以上所列的“省城”“会城”“府城”“郡城”“滇城”等，有时在同一文献中交互使用。这是那个时代多种名称并存状况的反映，人们使用其中的何种名称视情而定，甚至往往带有随意性。
在多种名称交互使用这一点上，天启《滇志》颇为典型，有时是为了从某一角度进行些强调而使用某称名，有时是顺从事物间的逻辑关系而使用某种名称，然而也有些时候是随意的，也许就是撰写相关内容时随性“起意”而从可以互换的名称中选取其一。这里举一些例子：该书卷2《地理志·疆域》说：云南府“于滇为会城”；记云南府山川首段：“而会城无志，统于省志，虽详可也。会城山川亦广矣，而前志所入不过十之二三。”又载：“府城北二十里曰阝䖝山。”“由商山而南，其山曰螺峰，滇城北郭倚以为枕。”碧鸡山“在郡城之西”。“府城内曰九龙池”。其《地理志·风俗》载：二月三日“会城谒龙泉观”，迎亲时“省城彩轿之盛，有费至四五金者”。其记闸坝、桥梁等：松花坝“在府城东北滇池上流”，南坝闸“在府城南”；云津桥：“在治东二里许。水出盘龙江，流经商山下，过郡城，入滇池”；“接官亭三：一在府城东五里，凡迎诏敕，俱于此，故其坊表曰‘迎恩’；一在府城西五里妙应寺右；一在府城南五里二忠祠右，今圮”；敬思堂“在府城中”；梁王宫“在府城中”，土主庙碑“有二，在府城中”；废梁王庙遗址“在府城西妙应寺侧”，梁王堆在“郡城外老崔桥”。其《旅途志》考述普安入黔旧路、建昌路、粤西路三大道路时，首句皆使用“云南治城”，谓：“云南治城三亭而达板桥驿”，“由云南治城西北达富民县，可八亭”“由云南治城金马之南，历狗街，……”其《建设志》记分守安普道、督粮盐法道、驿传清军道、屯田水利道、督学道、兵巡安普道，皆谓“驻省城”。记滇阳、板桥两驿和金马、碧鸡两关，皆使用“府城”表示其地理位置。它撰有“府城”专条，记述城池状况。《赋役志》开篇议盐政，谓：“一复隆井耳，复隆之人能办之，乃会城市魁，往之求登垄，……”《兵食志》中“省城”“会城”数次交互使用。卷首谓：“又云：滇赋岁额出入之数，岁无余剩，惟省城府卫县三仓，本色年该四万，向来收支之数，院司不一。”“此外别有乡兵，所谓牛丛也者，前抚沈公从郡人姑苏学博王来仪之议，行之会城，得兵近万。”“省城忠勇左右营官兵六百四十员名。”《学敩志·云南府》载：“经籍颁目列庙者，诸庠咸备，而会城实称首善。”“学田，旧置田地四百八十三亩八分，在省城、寻甸、安宁等处。”《官师志·使命名贤》记王祎，说他洪武中出使云南遇害后“云南城中人莫不流涕”；记沐英，谓其辞世后“云南父老愿即府城立庙”以祭祀；记嘉靖间按察使徐瓒，谓当时武定凤朝文与寻甸安铨“合众焚劫，进围省城”。《祭祀志·祀典》记载社稷坛、云雨风雷山川坛、关王庙、武侯祠、二忠祠、三贤祠的地理位置，以及《群祀》记载东岳庙、天王庙、金马神庙等等的地理位置，皆表述为“在府城××”。《方外志·寺观》记载觉照寺、地藏寺、罗汉寺等等的地理位置，也表述为“在府城××”。《方外志·仙释》载：“古庭，府城南丁氏子。”“布张，省城人。”《徐霞客游记》既使用了“省城”名，也使用“会城”名，含义无甚区别。只是品读霞客文字可知，他似乎更喜欢“省城”。他在《游太华山日记陕西西安府华阴县》中写道：“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两岸平畴夹水。”《滇中花木记》说：“山茶花大逾碗，……省城推重者，城外太华寺。”《盘江考》说：“后余至云南省城，过杨林，……”他千里追踪盘江后再次回到滇池区域，“又循五龙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东北隅南行。已乃转西度大桥，则大溪之水自桥而南，经演武场而出火烧铺桥，下南坝矣。从桥西入省城东门，饭于肆”。他记述鸡足山铜殿来历：万历间有张姓官员捐资于绝顶下建迦叶殿，“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铜殿（此即今昆明金殿原铜殿——引者）运致之，盖以和在省城东，而铜乃西方之属，能克木，故去彼移此”。《滇游日记四》记载，霞客从今昆明西马街往西横穿当时滇池西北部草海中的一道长堤入城，“堤南北皆水洼，堤界其间，与西子苏堤无异。盖其洼即草海之余，南连于滇池，北抵于黄土坡，西濒于赤鼻山之麓，东抵会城，……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
三、明代时期其他一些名称
明代两百多年间，昆明这座城市还有其他一些名称，它们有的使用略多，有的偶尔出现。
（一）鄯阐（善阐）城
明朝统治云南伊始，对这座城市的称名随之发生变化。元朝时的标准名称“中庆城”不再使用，但文献中仍偶有“鄯阐”之名。当然，它只是出现在述说与元相关事物的场合。如明初刘寅《黔宁昭靖王庙赋》中使用“鄯阐”，但其文字乃为追叙沐英等平定云南史事：“梁王闻败，潜逃于渊，饮药就死，鄯阐以全。”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也记述此事：沐英率兵“入鄯阐城，市不易肆”。
（二）滇南城
明代，“云南”方为标准名称，但官僚士大夫的各种文字中，甚至诸多官方典籍中，往往使用“滇南”指称整个云南。明前期，有时人们使用的“滇南”一语，仅指当时的昆明城及其附近地方。因之，也就有了“滇南城”之称。郑颙景泰年间撰写的《五华书屋记》说：“五华，山名，在滇南城中。”陈循宣德年间撰写的《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开篇即说：“龙泉观在滇南商山之东北，长春真人刘渊然为正一谪滇南时栖息处也。”此“滇南”指当时的昆明城及其附近。
（三）滇阳城
唐代以来，这座城市就坐落在滇池北面。我国地名发展历程中，长期有山南水北为“阳”的命名习惯。“滇阳城”之称应源于此。王景常记龙泉观文中谓：“皇明平滇阳，环山皆为屯。”此“滇阳”应指滇池北部地区，“滇阳城”之名正与此关联。《景泰云南图景志书》载：明初谪戍云南的平显描写五华山聚远楼的诗中谓：“烟霞已失笑傲伴，梦寐徒忆滇阳城”。。刘寅《黔宁昭靖王庙赋》中谓：沐英在滇西等地战事结束后“还旆滇阳”。都御史郑颙景泰间所写《和旷怡楼诗》：“古闻滇阳擅佳丽，五华特秀西南丛。”何镗嘉靖后期写的《游点苍山记》中说：公元1565年，他到云南赴任，“及中秋始至滇阳”。这几个文献中的“滇阳”，义同“滇阳城”。
（四）布政司城、云南治城
这座城市为明代云南布政司的行政中心，因而产生了“布政司城”“云南治城”之称。例如，成化十八年（1482）秋，巡按云南右副都御史吴诚就岁祭王祎事上奏朝廷，谓：“士人壮其忠义，祠于布政司城南门外。”杨慎嘉靖间所撰《海口修浚碑》有言：“昆明池近在云南治城之外。”又如，前引《（天启）滇志·旅途志》考述普安入黔旧路、建昌路、粤西路时，三次使用“云南治城”。
（五）昆明城（昆明）
“昆明”之称，在明代自明初开始就已有使用，但整个明朝两百多年间并不多见。王景常撰于洪武后期的《龙泉山道院记》中说：“逾昆明二十里，有山曰龙泉。”此处“昆明”当然指的是昆明城。万历间方沆《重修碧鸡山华亭寺记》说：“郭公命予具列于石以诏来者，属予量移行，不果。比再入昆明校滇士，郭公来讨成言，方濡毫属草以应。”万历间包见捷《试田图籍序》载：“间者滇人士先后鳞集昆明。”《（天启）滇志·地理志》载：“国朝置云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括二十郡。”
（六）滇省
“滇省”本为云南的别称，但有偶见用以指代省城的情形。例如，都御史蒋宗鲁嘉靖年间所上《奏罢屏石疏》中说：“今以大理产石，苍山抵滇省，仅十三程耳，……”此处“滇省”指代省城。
（七）都会城
“都会城”也是偶见的一个名称，或许只是使用者个人的刻意创用。徐中行《澄江祠碑》说：“公开都会城外水洞。”所说乃指隆庆年间陈善等官员主持开凿省城西横山水洞之事，“都会城”即昆明城。
（八）黔城
明代有关滇池区域史事的文献中，偶尔出现“黔城”一名。揆诸文义，所说为昆明城。明初征云南的三将军之一沐英，后被追封为黔宁王，其子沐晟被封为黔国公而后世世袭此封爵，这一名称应当来源于此。
信息来源
本文选自《昆明地名研究》一书，2021年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阅读方便，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