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对地名学研究的启示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3-05-22 阅读：674 次
来源：地名笔谈
孙冬虎
系统论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迅速成长的新的思维方法论和行为方法论，其思想精髓也日益被社会科学的某些分支所吸收，一般系统论更是成了由各门具体学科通向哲学的桥梁，同时又给具体学科以方法论的指导。当本世纪20年代初，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时，地名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世界上才刚刚起步。传统的地名研究一向注重对个体地名语源、语义和演变的追溯，当人们由此转而着眼于整个区域内的地名问题时，不仅需要弄清众多个体地名的来龙去脉，还期望从中寻找足够的线索，以揭示区域地名群体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与文化背景，这就要求从整体上、从地名之间以及地名群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上进行考察。正是在此前提下，系统论的思想和原则能够给地名学研究以应有的启迪。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其中也包括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一个区域内的地名而言，若干个体或小区的地名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构成了区域地名的有规律的组合，即区域地名系统。它既是历史上地名的积累与延续，又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标志个体地域的功能。系统思想要求我们，首先要从整体性这个基本原则出发提出目标，个体地名的种种特点，只是实现目标的基础材料。某个或某类地名，既有与区域地名系统内其它组成部分的相互影响，又在形成、演变、分布等方面，受到所在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制约。一般地，人们认为地名是语言、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多侧面的综合，地名学因此需要相关学科的研究者采用各自的具体方法，从整体上发现区域地名系统的规律性。例如，植被分布是区域地理环境的特征之一，某些居民点（尤其是小聚落），往往在形成初期以当地的某种植物命名。尽管以后其中部分地区发生了植被变迁，但地名却依靠自身的相对稳定性而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地名及其构成的区域地名系统，具有指示往昔环境的“化石”作用。在典型区域，把这类地名填入图中，就可发现在不同地形区有着以不同类型植物命名的地名，也就是植被状况的间接反映。与现代植被图相对照，能够看出区域植被变迁的基本势态。如果再对这类地名诞生的年代加以区分，则可通过地名系统的发展，判断相应时期内植被变迁的程度。上述作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区域地理环境和地名系统的整体性，已尽可能地减少或弥补了它的偏颇和孤证引起的误差。有机关联性是整体性的保证。区域地名系统中，地名在语言、用字、形成及空间分布等方面的共同特征，以及多种典型地名的共存，都是系统内各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表现。同时，这个概念系统又具有开放性质，同外界存在着信息的交换、相应的输出、输入以及量的增加或减少，从而构成了同外部环境的有机关联。例如，北京大兴县采育一带，元朝时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沙荒地。明永乐二年（1404），始有从山西和山东迁来的大批百姓定居，在凤河两岸建立了58营，奠定了这里成为村落密集地带的基础。其中有许多村落用山西省的州县命名，如霍州营、解州营、大同营等，借以纪念居民的迁出地。伴随着人口迁徙把山西地名带到北京地区，这实际上是一个地名系统之间信息流动的过程，区域地名系统的结构亦因此产生新的变化。这两种形式的关联，维系着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考察问题时，既要确立整体性的概念，又需从系统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入手，从相互联系中揭示其特征和运动规律。诚然，这种有机关联性不是静止的，而是遵循一般系统论的动态性原则，具有时间上的变化。地名本身在不同时代的更替，已有各自的沿革史作证明。即使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地名，它所指代的个体地域也不免因时过而境迁。古今平面位置的差别自不待言，空间位置的变化有些也很明显。例如，邯郸在战国至秦汉时的故址，虽基本相当于今邯郸市城区，但已埋藏在地表以下5—8米深处了。至于区域地名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在结构上的差异，则更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现代白洋淀周围的聚落地名系统中，始于北宋以前的地名主要分布在外围地带，数量也较少。到北宋时期，由于军事对峙形势下淀泊改造带来的聚落发展，才使得这个系统内信息量有大幅度增加，地名的分布逐渐密集并向腹地推进。明代大批移民到此建村以及清代村庄的分解，更加强了这一趋势。该系统在与外界的信息交换中不断丰富自身，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面貌，从而表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就表明，不管是讨论群体地名还是个体地名，都应注意其时间上的变化，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
一般系统论认为，每个系统都是按照严格的等级秩序组织起来的，都服从有序性原则。这种特性是两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其一是系统有机关联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层次，其二是系统的动态性所表现出来的渐近分异的方向性。有序性使得不同类型的地名在区域地名系统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同一类型的地名（如居民地名称）又可按某种标准分出不同的等级；另一方面，地名的空间展布也依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比如，白洋淀周围的聚落随着水域的收缩而由边缘向中心地区推进，造成了地名出现年代从外围到腹地由老到新。这种按一定方向的有序，表明它受到了某种目的性的支配。通过对聚落定名的历史地理环境的追索，我们已经知道，聚落发展及其影响下的地名系统的结构特征的形成，是人们在适应自然过程中长期选择的结果。由于这种选择的继续，地名系统的变化也不会停止。这就提醒我们，在分析区域地名系统时，要遵循等级秩序原则疏理条贯，使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各有所统，掌握控制全局的主导因素，进而了解其运动规律。同时，既追溯它的过去，又力求预测它的未来，实现系统的预决性，为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建设服务。由经验的整体估价进入哲学的定性分析，再转入科学的定量分析，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由之路。地名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虽然大多不能实现“工程化”和“自动控制”，但贯穿在系统工程中的科学精神，如整体性观点、层次性关联、协调性原则、最优化目标等，却是地名学研究和地名管理工作都应吸取的。从数量上描述区域地名系统的有机关联性，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化方案，进而来调整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或给其它学科以弼助，这些方面的工作还很薄弱，相应的理论建设也存在着许多空白。传统的定性分析依然需要，但若过于偏重或拘泥于此，则会妨碍地名学步入现代科学之门的进程。吸收一般系统论基本思想的精华，配以必要的研究手段，再加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名学将在确立科学的方法论、丰富基础理论的方向上跨出重要一步。
原载于《地名研究》2019年第1期。地名笔谈小组搜集整理，部分注释未录入，如文字识别录入偶有差错，请见谅。非商业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