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名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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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开
摘要:武汉境域,作为区域、方国地名,历有所属。西周初,为楚熊渠(前886-前877年)儿子封邑之地。春秋中期末,始为楚封君之地。春秋末战国时,属楚夏州(夏)地。秦属南郡。战国中末之交,楚置沙羡邑,后为县。西汉初为江夏郡沙羡县地。其境内历有夏州(夏)、江夏、武昌等称名,地名历史文化深厚,皆可考释!
关键词:夏州(夏);江夏;武昌;郢州;鄂州;汉阳;汉口;武汉; 地名源流
武汉境域,夏代属《禹贡》“九州”(非政区)之域,商代属殷商南方方国之地。远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先后发现文化遗址100多处,表明这儿就有人类生息居住。上古炎、黄、蚩传说时代,有部落族国、邦国古城邑;其中武昌东湖放鹰台遗址距今5900-5100年。夏商时代,市郊黄陂区张西湾古城遗址,距今4300年;盘龙城遗址距今3500年,是商代方国宫城。[1]这确证商代势力,已掌控江汉流域古越部落城邑。
作为区域和政区地名,历有夏、鄂渚、夏口、郢城以及夏州、江夏、武昌、郢州、鄂州、汉阳、汉口、武汉之称。今择主要政区地名,作初步考释!
夏州,亦称夏,路(郡县)名。夏,字出秦公簋,字形繁复,会意古族名。《通志·氏略》:“夏氏,亦曰夏后氏,姒姓,颛帝之后也。”夏后氏部落联盟建立邦国,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有禹王城遗址。后夏都迁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有瓦店遗址。[2]《左传·昭公四年》《史记·货殖列传》皆有相关记载。《书·尧典》:“蛮夷猾夏。”孔传:“夏,华夏。”《说文·攵部》:“夏,中国人也。”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夏时夷、狄始入中国,因谓中国人为夏人,沿旧称也。”以上证明:大禹立夏朝,始有“夏人”之称。西周时代,因有夏人族居中原腹地为邦国,即有“华夏”“中国”之称,并非后世之中国。
州,字出甲骨文,字形如河川中有沙洲之状。古文通洲。《诗· 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即释为此义。后引申为广大地域名,如《禹贡》“荆州”之类。历代多有兴废。汉武帝时置“十三州”,为朝廷巡察机构,置刺史,无治所,巡视州境内官员政绩及过错、违法乱纪之事。东汉末始成为郡、县以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州内政治、军事、民政、税赋,刺史皆可决断。历魏晋、南北朝不改。隋唐之交,罢郡存州,随后又复郡。唐复郡为州,全国实行中央、州、县三级制。宋改州为路,元为路或府。明清为府,不属府者谓之省属直隶州。唐代之后,州、路、府,实指高于县级的行政单位。
夏州称名,当与楚灭陈国迁陈夏人于夏州有关。
夏州地名,始载于《左传·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楚庄公因陈国夏氏乱政,灭之为县。当年,楚“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孔疏:“讨夏氏,乡取一人以归楚而成一州,故谓之夏州。”[3]后有《战国策·楚策四》《史记·苏秦列传》及《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水经·江水注》及《夏水注》《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等,皆载“夏州”“夏首”“夏口”等地名。此“夏州”当为夏水流域地名,借此安置陈夏人。
《左传》历来注家蜂起,多将夏州之“州”,注引为夏口城上数里江中之“洲”。我们认为这是误解。《史记·苏秦列传》裴骃(集解)引车胤《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数里有洲,名夏州。”“东有夏州”。《三国志》所载“夏口”,为汉代沙羡县之夏口,与夏口城之上数里江上之“夏洲”有别。显然,桓温把夏州当作江中沙洲看待了。这非孔疏“夏州”之原意。《左传》中“夏州”,当指地域地名。
夏州,为楚路(郡、县)名。
其一,夏州地域,约当古夏水流域,即古汉水下游入长江段流域。春秋战国时,古汉水下游河道多次泛滥改道,始有古夏水之称。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始强,向北向东拓疆开土,灭陈国为县时,取各乡一人(乡贤、壮士)史称“陈夏人”归楚,安置在古夏水流域,谓之夏州。其时,古夏水亦转名为“夏水”。战国时《孟子·离娄》《楚辞·渔夫》载有“夏水”。在此前古夏水称为沧浪水。春秋末战国时期,陈夏人在夏水流域,开垦荒地沼泽,发展农业,人口渐多,商业渐繁,聚落成邑者有“夏首”“夏浦”“夏口”等地名。
其二,夏首,当为楚陈夏人聚落邑。春秋中期末段,楚灭陈时,将有贵族身份的陈夏人,集中安置在楚国江陵郢都附近,设夏首乡邑,便于控制并役使陈夏人为楚国王宫贵族服役。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资市镇发现青山遗址,距今2500年前,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此遗址距荆州故城纪南城约39公里。考古、文史专家认定,此遗址为楚王避暑行宫。[4]这些行宫建筑风格独特,突破了我国古代以中轴线对称的传统模式。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楚人与陈夏人共同建造的。后楚国陈夏人多聚居附近,为楚王避暑行宫服役。这在时间节点上,与楚灭陈又复陈时间段,基本吻合。当然,楚陈夏人是否如此,还有待于出土文物及先秦古文献去证实。
其三,战国初楚置夏州路(郡县),史籍简称为“夏”或“夏州”。包山楚简159号简,载有“夏路史舟(舟有辶)、史为”。见于楚简的还有“羕路”(简41)“郯路”(简81、82)“邾路”(简94)“白路”(简150)等。[5]路有“路公”“路尹”等,而不少路名与简文中所见的县名相同。
关于“路公”“路尹”,当今学者先有李零(1998年),次有刘信芳(2003年),再有王准(2013年),均认为“夏路”是楚“路”之一,“夏”与“羕”“白”一样,应是楚之地名;而“史”可理解为职名或氏称。楚国在春秋时,县之长官称之为“公”(封爵),又称为“尹”(官职),行政军事权力很大。[6]战国时“包山简夏,地名。《左传·宣公十一年》谓之夏州。在今湖北汉口。”[7]
其四,战国中期时,夏州当为郡级政区地名。《战国策·楚策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邭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8]过去学术界多认为,这是策士对楚威王(?-前329年)的说辞,不足信。然而,《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2003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秦简”中,有“洞庭郡”“苍梧郡”的记载。秦初沿袭楚制。而《战国策·楚策一》中,将“夏州”与“黔中”“巫郡”“洞庭”“苍梧”并列,可证“夏州”为郡级地名。这就是包山楚简中所称“夏路”,即夏州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楚置夏州,亦称为夏,在春秋中期末段,当为夏水流域地域地名。战国中期可能置为郡级政区地名,楚简称之为“夏路”,设官治理,便有“夏路”公、“夏路”尹之称;治今武汉市汉阳区。不过,春秋时“夏路”即夏州路,当为边郡,其实力可能还不如县级建制。
楚为何置夏州路?
近现代学者杨伯峻在总结清人观点时云:“刘文淇《疏证》:‘楚盖俘陈之民,乡各一人,于楚地别立夏州,以旌武功也。’江永《考实》云:‘夏州盖在北岸江、汉合流之间,其后汉水遂有夏名。’据《清一统志》,夏州盖在今湖北武汉市之汉阳北。”[9]这是指夏州治所而言。 此说甚确。
武汉市境域,商代为商朝南方方国之地。夏桀二十一年(前1616年),商师遂征荆,荆降。这表明其时荆楚(荆蛮),已在汉水之南荆山一带,建立邦国,谓之“荆”。此荆国并非后世之楚国。西周汉江以北,属周“汉阳诸姬”之域;汉江之南及长江段,属荆楚(荆蛮)势力范围。周初武王因荆蛮伐商纣有功,封其为邾国(今武汉市新洲)。西周初,为楚熊渠(前886-前877年)儿子封邑之地。楚武王(前740-前690年)时,灭邾国为县(亦称邾邑)。西周中期为郧国之地(原治在今湖北十堰市,后迁今安陆,春秋末被楚灭之为县)。春秋初今武昌区属楚、鄂方国地。春秋中期属楚封邑之地。今武汉市汉阳、汉口为楚势力所控。
春秋末战国时期,属楚夏州(夏)路之地。楚顷襄王(前298-前263年),封夏侯于境内为夏侯国。战国末武汉市境为鄂渚之地。秦灭楚置南郡,治江陵县(今湖北荆州市城区)。今武汉市境属秦南郡邾县(今新洲区),今鄂州市属秦南郡鄂县。秦末(前205年),衡山王吴芮都邾县。
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年),置江夏郡,治沙羡县(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其时沙羡县辖有今武昌、汉阳、蔡甸西南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置沌阳县(今汉阳区首置县),建安初废。东汉建安初,江夏郡治移至汉阳却月城(今汉阳区却月城)。东汉末刘表部将黄祖驻守其城。公元208年孙权杀黄祖,屠其城。
沙羡,楚邑,古县。何以为名?
沙,细碎的石粒。在《休盘》等金文中,沙字就像一条曲行河流旁有一片细碎石。《诗·大雅·凫鹥》:“凫鹥在沙,公尸来燕来宜。”《墨子·备梯》:“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说文·水部》:“沙,水散石也。”段玉裁注:“石散碎谓之沙。”皆可释为此义。
羡,字出王孝渊碑。本义为爱慕。《诗·大雅·皇矣》中有载。《荀子·强国篇》:“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沙羡,指战国楚邑名、西汉古县名。《汉书·地理志上》:“(江夏郡)县十四;……沙羡。”颜师古注引晋灼曰:“羡,音夷。”有学者认为: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楚宣王熊良夫(前369年—前340年),在此地设置沙羡(音yi )县,治涂口(治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
我们认为:战国中末之交,楚置沙羡县,可能性较大。不过,武汉地方志载: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置沙羡县,属江夏郡, 郡治西陵县(今武汉新洲区西)。沙羡县,为今武汉市历史上首置县,设置于何时,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国初时,魏国据江之北置江夏郡,初治石阳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后迁上昶城(今湖北云梦县西南)。吴据江之南也置江夏郡,初治沙羡(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后迁治鲁山城(今武汉市汉阳区)。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至鄂都,置武昌郡。黄武元年(222年),江夏郡移治武昌县(以原江夏郡鄂县改置,今湖北鄂州市);次年,又移治夏口城(吴黄武二年筑,今武汉市武昌区)。黄龙元年(229年),待武昌郡局势稍定,孙权还吴都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同年,孙权筑金口(涂口)堡,为沙羡县治。孙奂因功封沙羡侯。后孙奂降魏,吳撤沙羡县。[10]
武昌何以为名?
武昌,以“以武而昌”或以“以武治国而昌”得名。[11]武,字出甲骨文,字形上部为戈状,下部不明。示意征伐、示威。《书·大禹谟》:“乃武乃文。”孔传:“武,定祸乱。”《孙子·行军》:“故令人以文,齐之以武。”于省吾《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皆可释为此义。
昌,字出昌鼎,字形不明,为会意字,释义10余种,其本义为美好、壮盛。《书·洪范》:“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诗·郑风·丰》:“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史记·礼书》:“江河以流,万物以昌。”皆释为此类义。
武昌建置郡、县,当与孙权治政密切相关。
据《三国志·吴主传第二》及《江表传》载: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养侠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史载从建安四年(199年)起,四征刘表大将黄祖,终杀黄祖“遂屠其城”,以报杀父杀将之仇。实乃为东吴长远计,夺取江夏郡战略要地。东汉二十六年(220年),即三国吴黄初二年(221年),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12]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辖境约当今湖北长江以南,嘉鱼、通山等县以东和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地。东晋属江州;又复置沙羡县,治夏口城,属荆州。东晋咸和年间(327-334年),侨置汝南郡于沙羡县。太元元年(378年),省郡治并沙阳县置汝南县,治涂口。太元三年(378年),沙羡县划入汝南县,属江夏郡。东晋时夏口城三度为荆州治。南北朝(420-589年),汝南县仍治涂口,属原郡。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分荆、湘、江、豫四州,置郢州,州治涂口(亦说治夏口城),称郢城。隋开皇九年(589年)废。
郢州,州名。郢,字出《鄂君舟节》,为古都邑名。春秋战国时,称为纪南城为郢都。《史记·楚世家》:“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汉书·地理志》:“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战国中晚期,楚先后迁都于鄀、鄢、寿春、巨(距)阳。其时,郢州辖域较大。
郢州设置,与楚迁郢都密切相关。
楚昭王十年(前506年),迫于秦国军事压力,楚国国都陆续向向东偏北迁徙。每次迁都后,皆以“郢”称名,如陈郢、鄢郢之类。可见郢州之“郢”,与楚郢都(纪南城)有很深历史文化渊源。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毁郢都纪南城后,渐成大中型墓葬及平民坟荒之地。约在此时,楚国一支贵族在向东迁徙过程中,可能族居汉沙羡县今武昌区一带。《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荆州》载:“武昌郡六姓。吳、伍、程、史、龙、郢。”这是当时武昌郡内六大姓氏,坐势当地。郢氏,迁居此地后,以古“都邑为姓氏”,当有可能。
由上所述,南朝宋置郢州,治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当以郢都亦以当地大姓郢氏称名。郢州辖境约当今湖北省钟祥以下汉水流域,监利、阳新之间长江流域和湖南沅江流域以北地区。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置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县治由涂口迁郢城(夏口城初称)为州治。隋至清末,今武汉市境,政区频调,归属随更,江夏县名延续不废。[10]31
鄂州,州名。鄂,字出甲骨文,字形繁杂,构形如河流中有沼泽、平地状,用作地名。原地域近黄河,在今山西省乡宁县。《史记·晋世家》注引《世本》云:“(唐叔虞)居鄂。”即指此地。西周末南迁。《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前885-前878年)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13]文中“鄂”即指今湖北鄂州市一带。楚王熊渠死后,其次子红封鄂王于此。今有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鄂王城遗址。战国末中期,此地被楚王封鄂君于此。今有《鄂君启节》文物为证。战国未晚期称此地为“鄂渚”。《楚辞·九章·涉江》:舟“乘鄂渚而反顾兮”,即指此。
由此可知,今湖北境内的鄂、鄂王城、及鄂邑、鄂渚、鄂县、鄂州,皆与春秋初楚王熊渠封次子红为鄂王,有历史文化渊源。隋初改郢州为鄂州,亦当以此视之。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置汉津县,大业二年(606年)改称汉阳县,治鲁山城(今武汉市汉阳区龟山,曾为江夏郡治和鲁山县治)。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沔州,治汉阳,建中二年(781年)废,后又复置。五代后周、北宋为汉阳军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复为汉阳军。元改鄂州为武昌路,升汉阳军为汉阳府。湖广行省治武昌。明改武昌路为武昌府。民国元年(1912年)撤府为汉阳县。
汉阳,何以得名?
汉,字出《书·禹贡》:汉下游河道又称其为“沧浪之水”。《鄂君启节》亦有载,皆释为水名,即今汉水。源出今陕西省宁强县,为长江最大支流。《孟子·滕文公上》:“決汝汉,排淮泗,而注之于江。”《荀子·议兵》:“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说文·水部》:“汉,漾也,东为沧浪水。”朱骏声《通训定声》中有详细源流及河段称名考述。
阳,向日为阳,亦云“山南水北”为阳。字出甲骨文,字形如朝阳初出至丛林树梢之状。《周礼·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传:“阳,日也。”王逸注《楚辞·九歌·大司命》:“阳,明也。”贾公彦疏:“向日为阳。”又疏引《尔雅》:“山南曰阳。”《玉篇·阜部》:“阳,山南水北也。”西汉时,即逐渐形成“山南水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但亦有不少例外。
汉阳,以古城处汉水之北得名。《元和郡县志》:“汉水,一名沔水,西自汉川县界流入,汉阳县因此水为名。”这有地理及史源依据。不可忽视!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3]254周昭王(?-前977年)周穆王(?-前922年)时期,周朝在汉水以北建立一批同姓诸侯小国,防止楚国向北拓展,称为“汉阳诸姬”。春秋时周室衰弱,诸侯争霸。“汉阳诸姬”如申、邓、随(曾)等姬姓十几个小国被楚国呑并。今湖北武汉、鄂州市一带,遂成楚国封邑之地。
明成化初(1465-1470年)前,汉阳古城在汉水入江之北岸,故称名汉阳,而今汉阳古城却在汉水入江之南岸。何以至此?
据《明史》及地方志所载:明成化初年,汉水下游连年大水,终在排沙口(今琴断口)与郭师口间(今郭茨口),决开10里水道直入长江。汉水古道后渐次淤塞,仅剩琴断小河、永济港与长江相通。史称“汉水改道”。
我们认为,汉水改道决非一次而形成。《太平寰宇记》云:汉阳“在汉水之南,居嶂山之阳为名。”依此载,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古汉阳城,已在汉水之南嶂山之北了。这是“汉水改道”最终导致的结果。有学者考证:在秦汉之际,汉水下游持续向南迁移,最终导致古河道在今龟山之北。至《水经·江水注》:“鲁山左即沔水唉。”鲁山,即今龟山;意为汉水在龟山以北注入长江。唐宋继之。元至明初,汉水主河道“完全从龟山之南入长江”。《通鉴》注:“汉水与江合于鲁山西南。”[14]
武汉当今一些学者认为:造成“汉水改道,不改城名”的现象。一是因其主流从龟山北入江,但在汉阳古城南仍有经夹河的汉水入江,造成汉阳古城仍在汉水之北之象;二是汉水上游在今陕西早有汉阴县,不可重名;三是汉水改道后,汉阳地名已存860余年,古汉阳地名沿用至今。[15]人们习以为常,接受“汉阳”地名如故。
汉口,古地名,亦为市(区)名。古称夏口、沔口、鲁口。汉水入长江之口,谓之汉口。隋开皇九年(589年)伐陈,杨峻督诸军驻此为军邑。唐代刘长卿《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有“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诗句。这表明隋唐时期,汉口已成城镇,当为军政驻地,游人往来,商业渐兴。今之汉口原属汉阳地。汉水主流改道后,仍属之。明末已相当繁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置夏口厅,汉口始与汉阳分治。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已成中国境内四大名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之一的汉口镇。鸦片战争后,渐成英、俄、法、德、日列强在汉口的租界。
民国元年(1912年),改江夏县为武昌县,废汉阳府存汉阳县,改夏口厅为夏口县。三镇鼎立后,以武昌为湖北省会。民国15年(1926年),民国政府从广州迁至汉口市。民国16年(1927年)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合为武汉市。民国18年,武汉市分治,汉口改置汉口市。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三镇撤为武汉市,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16]之后,武汉市名不改,政区频调,境域时分时合,归属随政区调整而随属。1992年汉阳县改称蔡甸区,1995年武昌县改称江夏区。2022年辖有武昌、汉阳、江夏、江汉、江岸、硚口、青山、洪山、东西湖、汉南、蔡甸、黄陂、新洲13个区。市治江岸区。
境内丘陵平原交错,主体为江汉平原。气候湿润。河湖水网密布。农业主产稻、麦、棉花、油菜籽等;盛产鲜鱼、莲藕。矿藏有煤、磷、黄铁矿、石灰石、莹石等。工业门类齐全,为中国主要综合性工业基地;其中冶金、机械、纺织等及高科技企业,知名全国。交通便捷,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四通八达,历有“九省通衢”之誉。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名校。科研单位众多。名胜古迹主要有:武汉盘龙城遗址、龟山、蛇山、黄鹤楼、东湖、归元禅寺、古琴台等。纪念地主要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八七会议”会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二七”工人罢工纪念馆、辛亥首义陵园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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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周凯清、曹露露
校对:罗洋、粟娟
责编:文学容、宁红媛
审核:刘年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