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古村落东源村史考
文章来源：本站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24-12-13 阅读：36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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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宇昌 陈富国
摘要：鄱阳湖区古村落东源村历史悠久，约有六百余年。古村落东源文脉兴盛，文人众多，《梅花阁集》是其文化基因的重要见证之一。古村落历史文化遗迹散落于村子四周，老房子“禾谷桶屋”、碾米厂、牌坊等，残垣断壁，多储存于老百姓的集体记忆空间中，民间习俗流转；当前，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不仅是顶层设计，也是民间社会乡土文化兴起的有力回响，而古村落的保护与建设，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思考，就保护与发展而言，抑或能得到更多与更好的启示。
关键词：鄱阳湖；古村落；东源；梅花阁集
古村落文化是地方文化的浓缩，是民间社会的直接映射，是民间百姓生活的具体反映，是中国宗族传统社会底层结构真实的写照与记录。随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复兴、文化强国、文化兴盛已成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之一。近年来，中国各地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古村落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亦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域之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关于古村落的研究可谓风生水起，著述丰硕。在众多著述中，关于鄱阳湖区古村落的研究尤为罕见。笔者生于教育世家，祖父辈都是教师，尤其先人道光年间程直仞所著《梅花阁集》传世至今，《梅花阁集》以文集、史考、诗词、寿献、文辞等为一体，史料价值极高。因此，笔者以《梅花阁集》为第一手珍贵资料，借助地方志史料，通过出生地的多次实地调研，即从鄱阳湖区古村落东源村史入手，试图挖掘古村落东源的历史遗迹文化，搜集与整理古村落文化，揭示鄱阳湖区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状态，丰富区域地方社会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东源村村史
东源村，位于赣东北地区，即今鄱阳湖之鄱阳县东南的皇岗镇，其地与乐平市、景德镇市交界。全村以程姓为主，并有石姓若于户。东源村是皇岗镇的大村之一，村子文化兴盛，历史悠久，远近有名。
据康熙《鄱阳县志》载：
五十五都，去县一百二十里，东源村，遼山村、冷井村、新义社。
另道光《鄱阳县志》载：
五十五都，共七品，在县东南，远近不一，山乡通乐平。东源村、绕山村、冷井村、新义社、平塘村、格田村、王源村、神山村。
从以上两文本可知，在清代，东源村属于五十五都。据县志记载推测村史，近可推至康熙二十二（1683）年，简估之，东源村距今约三百余年历史。
笔者家中有一古书，是先人程直仞著,他约出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此《梅花阁集》载：“咸丰庚申八月(1860)客槎识，时年八十有三。”另《梅花阁集》又载：“（直仞）族居东源，自太阳埠东岸入山约五里余，环村溪水，西注埠口入鄱江。”太阳埠，鄱江流经沿岸之码头。据《鄱阳五家集》之《过太阳埠》载：“偶过太阳埠，数家溪岸边，桥通沽酒市，人聚卖鱼船，布米夷相易，军民杂不喧，番江好风景，渐似太平年。太阳埠热闹非常，渔家酒市相杂，往来客商，络绎不绝，而直仞先祖自此入山，显见东源其地风水更为兴旺，四面环山，其中田地千亩，是适宜人居之地。
《梅花阁集》又载：
至于饶州之名，后于鄱阳，鄱阳或为郡，或为县，久无定名，境宇分合亦异。明洪武九年，鄱阳定名为县；正德时，又析置万年县，裁鄱阳之地入万年者，自六十都至六十三都，凡四都自此东南一角较旧为稍狭耳。
在明洪武九年（1376），鄱阳定名为县；明正德时，又设置万年县，期间将鄱阳县之六十都至六十三都划归万年管辖，而东源村属于鄱阳县之五十五都，地理位置与乐平县界毗邻，此间接表明五十五都于明正德年间即有，或亦可言明洪武九年五十五都就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将东源村历史上推至明洪武年间。可见，东源村历史久远，距今约六百余年。
二、东源村文脉与《梅花阁集》
鄱阳湖区古村落东源，文脉兴盛，文人辈出，程氏家族人丁兴旺。考东源村之文脉，其源流渊远，特别是，前辈先人程直仞等文人，文星璀璨，才华横溢，为一时之冠。程直仞皇皇巨著,《梅花阁集》更是世存少见之家学渊流的经典。
关于程直仞其人，《鄱阳县志》之《儒林》载：
程直仞，字汉翔，号客槎，东源里人，持耕励节，经明行修，弱冠即好古，深思风裁，峻整学使汪公廷珍，考取嘉庆庚午优贡。评其文，融贯经史，笔力擅明季大家之长，尤肆力于古文，批阅百家，藏储万卷，于岁差推算，江河源流，皆穷折而考辨之，而检饬自懋，卓然老成典型。游其门者，多履行端方之士，秋屡荐不就，选授靖安训导，□诸生读书立品，务振士风，为人冲和恬澹，事继母称孝，处兄弟怡怡，伯仲五人，俱列庠序。析爨多年，有侄早卒，生三子俱幼，寡妻弱息，抚养维艰，因命同居，经其衣食，幼稚比长，乃归致仕。后优游林下，以寿终，所著《梅花阁集》、《客槎丛语》,若干卷。子三，锡彝，邑庠；锡瑴，郡庠，食气；锡瓒，邑庠。
又《鄱阳县志》之《优贡》载：
程值仞，字汉翔，五十五都东源村人，嘉庆庚午年（1810），由禀生入成均官，靖安县训导，有传。
另今北京图书馆主编的《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也载：“程直仞，字汉翔，号客槎，东源里人。”三文比照，可以看出，程直仞，东源村人，学富五车，为人老成，嘉庆优贡，兄弟五人，俱列庠序，而子三人，锡彝、锡瓒为邑庠，锡瑴为郡庠，食筑。邑庠为县学，郡庠为府学，食气是指明清时期取得廪生的人享受廪膳补贴，表明程直仞二子锡瑴为廪生，家学兴旺。尤其是，程直仞的皇皇大作《梅花阁集》，全书十六卷，也是笔者家传之宝，先辈珍藏至今，全书囊括经史诗文诸考，在诸家学中亦是罕见。
对于《梅花阁集》的成书时间，其文中有记：“开雕于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凡五阅月工竣。”文集共有十六卷，分别为第一卷《论》,第二卷《传、颂、记、经解》，第三、四卷《考》，第五卷《书、公禀、尺犊、赠言》，第六卷《序、跋、书后、辩、说、箴、墓志铭》，第七卷《寿言》，第八卷《祭文》，第九卷《诗、无言、七言古》，第十卷《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第十一、十二卷《志稿摘录》(上下)，第十三至第十六卷《客槎丛语》(一至四)。全文近二十万字，道光年间进士浙江顾倬槱作序一，玉山知县张兼山作序二。《梅花阁集》内容庞杂，涉及经史子集、天文地理、诗词序铭等，可见，作者程直仞学问过人，诚为一代鸿儒。
程直仞不仅是位大儒，而且还身任公职，曾任靖安县训导。训导属于学官职位，在明清时期，府县都设置儒学的辅助教职，即训导，可见，程直仞的名望与能力，在地方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此外，程直仞胞兄五人，皆俱庠序，而其中同胞兄弟曾娶清代道光年间的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尚书汪公巽泉之女，此等姻亲，有“攀龙附凤”之势，名望地方，此《梅花阁集》之《祭大宗伯汪巽泉姻伯文》中隐约可见：
维道光十有七年，岁次丁酉孟春月，宜祀之辰，姻愚侄程直仞等，谨以香帛庶馐之仪，致祭于皇清晋封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尚书汪公巽泉姻伯老大人之灵前。
文中程直仞自称姻愚侄，其撰文并致祭清代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尚书汪公巽泉老大人，亲戚关系已然可见。另父因子贵，对于程直仞的父亲程文炜来说，“以子直仞，貤赠修职佐郎”。
东源村不仅程直仞一族读书兴隆，文脉相传，还有其他贤德，如“程迓衡，道光十二年壬辰科，穆堂东源人。”此《鄱阳县志·举人》有载，东源这一小山村庄，出了一举人，可谓光耀门庭。
又《梅花阁集》载：
孺人乐平邑庠生鲍公鲁璠女也，性聪慧，自幼即恭肃端庄，动遵礼法，及长适吾鄱大学生程大镛。东序先生生子六，长逢霖，邑庠生；次逢治，例授登仕郎；次维屏，邑庠生；次逢浩、逢源、逢藻，女一适乐平太学生华际隆。长令嗣（逢霖）熙廷与予交最久，里居邻近，时相过从，具悉孺人平生之懿行、嘉言，可登诸家，乘以传久远，兹不备述，特总括其大略而书之。孺人生于乾隆丙戌年十一月初七日子时，殁于嘉庆丁丑年十一月初八日戌时，享年五十有二，原安厝于观前门首，今改葬于佛啼岭山麓，坐向癸丁兼子午山场。
上文可知，大学生程大镛生子六人，其中长子逢霖，邑庠生，与程直仞交往最久，次子逢治，例授登仕郎，在明清时期，登侍郎为文散官名，属于正九品，因程大镛长子逢霖与程直仞友谊故，加之“里居邻里，时相过从，具悉孺人平生之懿行、嘉言”，故作墓志铭以应。另文中载孺人安葬之所“原安厝于观前门首，今改葬于佛啼岭山麓”，此“观前与佛啼岭山麓”在今东源村仍有其地，仍叫其名，可见，该文所言不虚。
时至今日，东源村依然文人辈出，如今人程森伟，高中毕业，后于鄱阳师范学校毕业，担任乡村初级中学校长十余载，退休在家，书写自传《往事拾零》。其子三，有二子大学毕业，大子青年画家，二子大学教授，博士学历；其父程本诚，是鄱阳、乐平二县的教授，人们称之为诚先生，诚先生的表哥、表弟分别是石凌鹤、石天行、姚公骞，更是赫赫有名。石凌鹤，早期革命家，与中国电影奠基人夏衍齐名，原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石天行，原任江西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姚公骞，历史学家，原任江西省社科院名誉院长。在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石凌鹤为躲避国民党的缉捕，曾藏身东源村姐夫家，即诚先生家中半月之久，与东源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与亲情关系。总而言之，东源村文脉兴盛，文星璀璨。
三 、东源村历史遗迹
时过境迁，东源村在历史的风雨中已然发生巨变。笔者打小自村里长大，听老人们常说，东源的读书人多，财主亦多，村里最大的财主是“乡老板”，村里最大的房子是“禾谷桶屋”,村里最大的景点是牌坊，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是碾米厂。
在上世纪70年代，村里还保留着“禾谷桶屋”四座，为何称“禾谷桶屋”呢？因房子高且大，外形如乡村农民脱谷的禾谷桶，故而称之。如今这四座老房子已然不存，几次大火，将房子烧毁，但时至今日，房子的遗迹仍有保存，只是残垣断壁，依然能见昔日之辉煌。据九十六岁高龄的外祖父程衡说：“这四座房子属于财主乡老板家的，在秋季‘双抢’的时候，给乡老板做事的长工有三、四十人之多，吃饭时人声鼎沸。”可见，乡老板是远近有名的大财主。
“禾谷桶屋”有四，姑且称：“禾谷桶屋一、二、三、四”，此处主要介绍“禾谷桶屋一”。禾谷桶屋一占地面积约四百余平方米，高十米有余，外墙用糯米、石灰、泥土、稻草、水等混合物用人力舂墙而成，非常结实，屋内结构全是大型木料，粗的木料直径有半米有余，大门用料精细，门框的石料是整块的大青石。进入大门，内有天井，天井下是石料铺设的小鱼池，鱼池呈六边形，鱼池中央是石台，中央石台也是正六边形，六边有水，同时，在石台四面各铺设了四块条形整石，人可以通过石桥来到石台中央。在鱼池的正六边形的四周，有青石料做成的护栏，整个鱼池天井显得高雅别致，如镶嵌在室内的一颗明珠。雨天，天井水流不断，滴滴答答的雨滴声，使人心旷神怡。
走进屋内，左右两边是厢房，厢房很大，左边是一家货铺，右边是一卫生所，有一名赤脚医生常年值班。穿过门厅的天井，就是客厅，客厅面积较大，有二十余平方米，客厅上有条几用于摆放物件，一般常年供奉祖先的遗容牌匾之类的，条几下是一张八仙桌，俨然江南乡村的特色。在大厅的两侧是四间厢房，大厅正中间两侧有两扇对开的门，门有三米多高，穿厅而过是后厢房，后厢房连带厨房，不算阁楼，整个房屋有八间房屋，如加阁楼则有十六间房。因房屋高，阁楼的空间也很宽敞，整个房屋内结构均由木料建造而成，冬暖夏凉。
客厅的两侧厢房门壁，均用木板拼接镶嵌而成，门梁还有雕琢，门窗的采光度较好，采用栅栏式，而且均是对窗，通风好，透光强；门梁雕刻有一定的讲究，各种图案，有喜鹊报春，有官员骑马，有花有草，雕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俨然大户人家景象。时至今日，笔者偶回村里，也还能看见残垣断壁处一两块木雕，虽常年裸露在外面，风吹雨淋，但图案依稀清楚，雕工依然俊雅。
据老人们说，在“禾谷桶屋”一的大门前，还分别树立着两个牌坊，父辈的老人均在牌坊前戏耍过，印象深刻。笔者小时候，只见屋前牌坊破败残留下来的巨石，巨石大得惊人，有上千斤重，真不知道在没有机械运输的年代，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去搬运巨石。说起牌坊的毁坏，父辈们都说太可惜了，在文革期间，破“四旧”而毁，但“牌坊”的叫法依然如故。
村里“禾谷桶屋”二、三、四，大小相对一而言稍小，但高度相当，结构基本相同，最大的区别是天井。这些屋内的天井都是长方形，天井的水滴入长方形的水池内，水池内有排水沟水通过排水沟而流到屋外。水池底一般用青石或红石铺设而成，水池不深，半米许，长约四五米许，宽近二米许。解放后，房屋都分到各家各户，一个大屋内有七八家之多，杂居屋内。
除“禾谷桶屋”外，古村落遗迹就要数散落在村子四周的各种巨石或带雕刻花图案的墙基石。如去风车陇山口的小桥，由两块大的条形石料铺设而成，石料上还刻有花纹，久经风雨，但纹路依然清晰。
碾米厂，是东源村古遗迹之一，现已荡然无存，但其历史印记牢刻在乡民的集体记忆空间中。说起碾米厂，东源村只要上了一定岁数的老人，都有印象。小时候笔者也曾多次在碾米厂玩耍，在脑海里，碾米厂的布局依然清晰，虽然当时人们早已不用其碾米，但仍有老百姓用它来碾野生毛栗子。
碾米厂占地面积有一百余平方米，屋内空旷，屋顶是人字梁结构，正因屋内空旷，才能停摆碾米车。在屋里的中央立有一木料中轴，以木料为中轴心，外连接一根半径约三米左右的木料，木料与木中心轴相连，而木料与碾米车又相连。碾米车造型独特，车的上面是一平台，可以坐人，可以放东西，平台架子下面安装了两个大的青石轮，轮子直径一米有余，青石轮子一前一后，轮子下面是用青石凿成的凹槽，凹槽即以中轴线为圆心，以三米左右的木料为半径，像轨道一样铺设成一个青石凹槽的圆。碾米车就是通过圆心中轴，以三米长木料为半径进行圆周运动，青石大轮子在凹槽内前后压碾谷物或毛栗子，反复碾压，直到米或毛栗子几乎全部“破壳而出”。
解放前，碾米的人多，村子大，故村前村后各有一家碾米厂，有专人负责看管。因碾米时间长，排队的人多，为不耽搁第二天的劳动，人们常常挑灯夜战；又因碾米车重，有牛的人家则用牛拉碾米车碾米；没有牛的，则全家老小一起出动，人力推车。碾米时，除了推车，还需一个人用木耙搅动凹槽内的谷物，使得碾压谷物均匀到位，不留死角，增加谷物的碾压度。时积月累，碾米的凹槽与青石大轮子磨得溜光发亮，非常光滑。
舂臼，也是东源村的古遗迹之一。在碾米厂的东南角，还有一简单人力机械，即人力舂臼。舂臼的制造其实就是采取人力杠杆的原理。春臼由两大部件构成，一个是大的凹白圆窝的青石头，一般用整块的大青石，在石头上凿一个圆的窝，窝朝上埋在地里，但石头面略微比地面高几寸许；另一部分是杠杆的舂头，舂头材质也是大青石，呈圆锥形，但锥头不尖，是平的，正好与凹臼的圆窝相咬合。舂头安装在一根圆形木料的一端，从舂头到木料的三分之二处设一个支架，支点即固定在这个支架上。在支点另三分之一的圆木料下，将平地挖一个坑。使用时，人手扶支架，脚踩圆木支点的三分之一处，因支架支点的杠杆作用，舂头举起，脚放则舂头落下，反复踩之，舂头反复舂米，一人反复搅动凹臼的谷物，使得米粒均匀破壳。因舂臼力大，米粒容易春成米粉，故此，人们多不舂米，而常常用来做薯粉或米粉。
东源村除这些古遗迹外，还有一叫“上马墩”与“下马墩”的地方。据老人们言，村里以前出过一个“天官”，居住在村头，这位天官经常是骑马回乡，故此，在他上马的地方放了一块石头墩子，在其下马的地方，放置了一个下马的石头墩子，久而久之，老百姓将此地称为“上马墩”、“下马墩”,时日久远，已不可考。
四、古村落东源的历史遗迹文化整理的几点启示
古村落作为宗族聚落，古代封建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及农耕文化在村民思想中影响很深。其古村落文化与村落民众思想亦彼此作用，影响殊深。应尊重地方社会的民间文化，并借助民间文化的力量，增强地方百姓的文化认同感。凝聚民心，实现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抢救、挖掘、搜集、整理古村落历史遗迹文化皆十分重要。就古村落东源村历史文化遗迹的搜集、整理工作而言，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启示：
1.全方位挖掘、搜集与整理古村落东源的历史遗迹文化。从历史来看，东源村建村时间较早，约六百余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老建筑破坏严重，特别是几座老宅，分给民众，几次大火，使得老宅不保，几乎荡然无存。村里的一些古遗迹，散落在村子四周，有大石，有雕刻基石，如碾米厂的大石轮、舂臼、牌坊的大条石、“禾谷桶屋”之一的六边形天井、风车陇小桥的巨石等等。此外，东源村村民习俗，如除夕前一日全村老少过饺子节；正月初一全村老少上山祭祖及拜祭村里面上年的逝者；正月初二，远近亲戚登门拜祭上年的逝者等，无一不显现出朴实厚道的民风，显现出古村落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梅花阁集》的留存于世，有力见证了古村落东源历史文化的价值与文脉因子。因此，全方位挖掘、搜集与整理古村落东源的历史遗迹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2.保护与保存古村落东源民众的集体记忆空间。古村落是古代群体社会聚集生活的具体空间，在古代，人们生活相对较为简单，每一历史文化遗迹与习俗的创生，都承载着底层民众的思想与文化，都包含着社会底层百姓集体的智慧与情感，都表现在底层社会民众的记忆空间中。保护与保存这一载体，亦即保护与保存这些历史文化遗迹空间，增加底层民众集体记忆的认同感，增强宗族社会结构所蕴含的价值与使命，增进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意识。因此，古村落东源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保存，亦即加强村落集体记忆空间的保护与保存，完好村民的集体记忆空间，凝聚人心，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3.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科学规划古村落东源的新农村建设。当前，新农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人们破旧立新，但往往见识较短，功利性较强，或是时下底层社会百姓的一般精神状态。长期以来，安居乐业是老百姓的一大诉求，人们一有钱就买房、造房子。如今乡村各地楼房林立，而旧式传统建筑几乎少有新建。因此，在建设新家园的同时，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有保护“老宅子、旧房子”的思想，因势利导，恢复与修复一批老的文物级建筑，将破与立、建设与规划、保存与发展、继承与弘扬等相结合，实现古村落东源村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化、合理化。
4.凝聚民心，加大古村落东源的民生工程建设。保护与保存、继承与弘扬古村落的传统习俗，特别是一些传统建筑的保护，即完好古村落这一集体记忆公共空间，“恢复”民众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凝集民心。同时，加大古村落的民生工程建设，比如古村落自来水建设、古村落燃气灶建设、古村落生活污水治理、古村落生活垃圾处理、古村落农民生活环境整治、古村落百姓安居工程等，使得古村落百姓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赢获民心，更好地实现古村落建设与保护，更大地实现古村落历史遗迹文化的抢救与保护，焕发古村落东源新的生命力。
五、结语
古村落是古代社会底层百姓的群居集体空间，深含着底层社会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共同文化脉络。作为古村落东源，历史较早，远可追溯到明代正德及洪武年间，约六百余年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不断推进，古村落东源的历史文化遗迹几乎消失殆尽，但村前村后散落的历史的砖块、巨石，村里残垣断壁的老房子“禾谷桶屋”,以及烙印在每个东源村民记忆里的碾米厂、旧牌坊等，成为东源村民集体的历史记忆空间。
古村落东源不仅保存着人们的历史记忆空间，而且文脉兴盛，文人辈出。如今人录取清华大学的村民程茂盛之女；村里古稀之年的程森伟，其作有《往事拾零》。另祖上先人程直仞及其所著《梅花阁集》，书“开雕于道光十五年五月，凡五阅月工竣”，书成历史已有一百八十余年，《梅花阁集》是古村落东源历史文化的有力见证之一，更是古村落东源历史文化的文脉基因。因此，保护与保存古村落东源村历史遗迹文化，抢救、搜集、整理与传承好古村落历史遗迹文化，是当前社会面临与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域。
这些古村落历史文化遗迹，随着时光机器的流转或淘汰、或遗失、或散落，但这些遗迹，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历史空间，保护与保存好古村落历史遗迹文化，应成为当下人们建设新农村与建设新文化的整体空间思考。即全方位搜集、整理古村落的历史遗迹文化，保护与保存好传统集体记忆空间，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凝聚民心，加强古村落的民生工程等，这不仅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也是我们国人的应有之义，亦应引起学界及广大社会工作者的重视与思考，抑或得到更多更好的新启示。
作者：程宇昌 陈富国
来源：《农业考古》2016年 第4期
选稿：耿 曈
编辑：刘 言
校对：宋宇航
审订：朱 琪
责编：耿 曈
